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经历了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她的前身，是1939年7月成立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教导大队和同年11月合并过来的新四军第四支队教导大队的两个中队，1940年4月合并过来的第五支队教导大队的两个中队，扩建起来的江北指挥部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全校编成三个大队近千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江北指挥部和所属部队改称新四军第二师、江北指挥部军政干校，于同年2月又改称第二师军政干校。

　　1941年5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关于各师、各抗日根据地都应举办抗大分校的指示，将二师军政干校改为抗大八分校。全校教、职、学员和警卫分队，共1000余人。八分校的校长是副军长兼二师师长张云逸，二师副师长（后为师长）罗炳辉兼任副校长（后校长）。教育长冯文华。训练处处长黄一平，后杨采衡，副处长王淑明。政治处主任刘仁和，同年校政治处改为政治部，主任高志荣，副主任何泽洲。还有政治教育科科长刘健飞、文化教育科副科长黄格等同志。校址，起初在天长县张公铺，后迁至龙岗、葛家巷。

　　1943年秋，为进一步贯彻党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方针，八分校又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教导团。但组织规模、培训对象、教学内容，在职人员等，基本上仍与以前一样。所以，实际上教导团是八分校的继续。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我军进行大反攻，继承八分校的教导团遂告结束。在训学员提前分配到二师各部队，投入了对日军的最后反攻作战。

　　八分校连同她前后的军政干校和教导团，自1940年4月至1945年8月，前后五年多，共办了六期。除了1940年10月，调归抗大五分校600余人的两个大队和一部分校部机关干部外，共毕业学员4000余人。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八分校地处皖东抗日根据地，环境比较安定，分校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进行学校的正规化建设。江北指挥部和以后的二师师部，及其所属各部队的领导同志，都很重视八分校的建设，舍得抽调优秀干部入学培养和加强学校的领导与各个机构。除了二师首长兼任正副校长，还注意抽调条件很好的干部到学校工作。分校的处长黄一平、政治部主任高志荣、政治部的组织科长陈祥、上干队前后的正副队长余龙贵、杨元三、指导员余明、吕清等同志，都是参加过红军长征或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团级红军老干部。学员有营、团干部，连级军事干部、连级政治干部，排级军事干部，青年学生干部，代培的地方干部。其中的营、团干部，基本上都是红军老同志。其中有廖成美、陈祥、李世炎、余明、程启文、叶太清等同志。这些同志以后都成了我军建设的骨干。

　　由于培养的学员对象类型不同，各种对象的人数，各有100人左右，所以编制体制是校、队两级制。校的领导机关有训练处、政治部、供给处。学员队有营团干部的上干队、连级干部的军事队、政治队、排级干部的军事队、青年学生队、地方干部队。校的领导机关，采取”一杆子插到底“的工作方法。为了加强基层工作，搞好教学辅导，并尽量搞好学员的物质、文化生活、各学员队设有队长、指导员，还有军事教员、政治教员、文化教员。（上干队的军、政课程，大部分由校部同志授课）并把伙食单位建在队上，设有专管生活的司务长、炊事班。校政治部还有一个小型的文工队，经常给全校演出文艺节目。有个歪脖子队员演老头演的很象，至今大家印象很深。

　　（二）

　　根据师领导指示，和二师所在淮南地区我军和日伪军、国民党的顽军三角斗争的形势，在教育训练中，紧密结合斗争对象和学员的实际情况，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方面进行对日军采取基本上是游击战的作战训练。着重学习毛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思想。使”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和伏击、偷袭，以及敌人到我根据地”扫荡“时期的”敌进我进“等作战方式，深入人心。另一方面，还训练对敌军作战的比较正规的攻、防战术。上干队侧重营、团战术、连、排队侧重连排战术。训练中，因学员文化程度普遍很低，没有搞图上作业，而重视深入讨论，实地演练。有一次在学校组织的团进攻演练中，我还充当团政委作战前的战斗动员工作。大家都感到实地演练，形象实际，效果较好。

　　政治教育的内容有时事政策和政治理论两个方面。时事政策教育，主要是听校领导和师首长的报告。1941年11月，全校还听了陈毅军长在二师直属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作的时事政策报告。政治理论教育，是以社会科学为内容。上千队由训练处王淑明副处长亲自讲课。从”猴子变人“讲起，讲到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讲中国社会时，着重讲解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通过这两个方面的教育，明确了当前和未来的政治方向和奋斗目标。了解了党的方针、政策，学到了理论知识，提高了革命自觉性，加强了革命的胜利信心和决心。军队政治工作除政治队学的内容较多外，其它各队，也简要的学习政治工作课程，使所有干部都重视和参加政治工作。主要内容有政治工作的性质、作用、任务、对象、制度和战时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治工作的任务是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政治机关是党在部队的办事机关“等等论点，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文化教育课，1941年5月开始的这一期，只安排较少的教学时间，学点历史、地理常识。1942年4月开始的一期，首先是举办了为期三个月的文化预科。教学内容有国文、历史、地理、自然常识、算术等五门课。绝大多数的同志都没有进过学校门，连什么是五大洲、四大洋、地球围着太阳转的知识都不知道，通过文化课的学习，增长了知识，大家感到学习文化很需要。

　　根据培养对象，来自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因缺乏整训又投入了敌后斗争的游击战争环境，和新参军的同志较多，存在游击习气和散漫的情况，以及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遵照二师领导关于建设正规化党军的要求，八分校很注意强化行政管理，从日常生活的养成中，实现正规化的要术。尤其是对以下几个方面抓的很紧。

　　军容风纪，要求整洁一致。不允许不打绑腿、歪戴帽子、不扣风纪扣、被服和内务散乱等现象的存在，我患肺结核病吐血刚好，听说晒晒太阳有好处。有一次我解开上衣晒了太阳，领导说不雅观，要我作了纠正。

　　起居休息，遵守时间要令行禁止，分秒必争，雷厉风行。全校听到号声，各队听到哨声，就立即行止。

　　列队操练，要求动作逼真。稍有马虎，就严加纠正。甚至队前讲话，也要挺着胸部，两腿蹲着，不准动的听讲。

　　紧急情况，要时刻准备。师的领导要求机关也要”战斗化“。罗师长要求培养关于处置紧急情况的能力。为此，学校经常搞紧急集合。特别是抓夜间和拂晓的紧急集合。

　　班务会议，要按时举行。每周一次的班务会议，成为正规化养成教育检查、讲评的主要内容。

　　总之，从军人举止抓起，从严治校，培养正规化的作风是八分校的重要特点。当然也曾经有过要求过头的地方，但得到了及时纠正。总的说，效果较好，对促进部队正规化建设，和培养所向无敌的战斗作风起了积极作用。

　　到八分校学习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学校党支部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除狠抓党员的思想教育外，坚持每周一次的党日活动。召开党的小组会，检查思想，学习党的文件。当时反复学习的文件有《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等着作并联系实际、深入讨论。

　　坚持半月一次党的支委会和党的支部大会，检查和总结工作，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话直说、不背后议论。

　　为吸取”皖南事变“的惨痛教训，贯彻党中央关于增加党性决定的指示精神，和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修养等着作中的基本思想，在党课教育、课外读书、党的各种会议，以及毕业鉴定中，都强调党性锻炼和思想意识修养。为了党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反对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反对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的削剥阶级意识“等等观点，在大家的思想上，打下了较深的烙印。

　　（三）

　　八分校很注意培养优良的作风。尤其注意培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艰苦奋斗、团结友爱的作风。

　　学校领导要求在校学习的干部，认真的贯彻执行，学习要联系实际、指导行为，学习理论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的原则。对学到的理论，受到的教育，不但要认清政治方向、奋斗目标，还要指导日常的实际。有的同志为贯彻正规化的要求，不顾作战受过伤、身上有残疾的困难，在行军、操练中，不请假、不掉队、不叫苦、克服困难。对那些嘴巴上夸夸其谈，行动上不对号，遇到不如意的事怪话连篇的人，则进行严肃批评教育，促其改正。

　　处于敌后斗争环境的八分校，生活很艰苦，虽然二师首长对八分校学习的同志很关怀，伙食标准比部队略高。但仍然过着艰苦的生活。例如，行军都要背背包，自己的被服、用品、全由自己背；上课、开会、听报告，都坐着一尺多长的一个两腿小木凳；长途行军，全靠”11号“。这对连以上干部来说，还有个颇不习惯的困难；在部队有通信员、或警卫员照顾生活；团级干部还配有一匹马。一到军校，这些就取消了。变为生活全自理，行动靠两腿。为了对付敌人的”扫荡“，和进行拉练演习，”扫荡“的长途行军，转移式的短途行军，每年都有若干次。但全校同志都很理解和一声不吭地经受着艰苦的考验，没有叫苦的声音。年龄较大的同志，还有个克制婚姻问题。团干部中的一些同志，有的已30岁出头，当了团政委，还没有结婚。但都看到大敌当前、环境不允许，默不作声的，以”咬紧牙关、渡过黎明前的黑暗“的党的号召，制约着自己的思想行动，并且毫无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