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五月

　　贫困童年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山区的小村庄——恩平县东安区高秧坎村。

　　在那黑暗的旧社会，贫下中农过着悲惨、痛苦的生活，加上土匪抢劫骚扰，人心不安，便四处逃走，谋生。

　　我父亲——郑鸿国，生于1986年1月8日（农历），成长在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下户人家，祖父（郑锡立）在世时，父亲三个兄弟，在一起生活。为了免除死亡的威胁，好不容易向”阿公“租了四、五亩地，靠一头小黄牛和全家劳动，自耕自食，是个下中农的家境。

　　祖父逝世后，家景更困苦了，为生活所迫，父亲三兄弟分伙过日子，大伯、二伯在家耕田，父亲出走南洋谋生。在那里劳碌奔波了几年，仍摆脱不了贫困，于是两手空空地回到家乡，后来借了一点钱才娶了东成区、上锦湖村的一个女子为妻。

　　我原名郑持方，生于1919年1月20日（农历），妹妹郑珍珠生于1922年。由于家庭人口增多，生活越来越困难，为谋求生存，父亲又背井离乡，再渡南洋。初时，给人家打工，有吃无钱，生活艰难，经过多年劳动积蓄了一些钱，才租了一个铺面，做了小生意维持生活。

　　父亲出走后，母亲挑起家庭重担，除耕种外，还上山割草、砍柴卖，父亲也寄点小钱回来。我于八、九岁进入私塾读书，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我边读书，边参加辅助劳动，有时背着妹妹去放牛，或带她去锄地，遇荒年就去拾野菜，全家靠野菜粥充饥，生活十分贫苦。

　　我幼时眼睛多次患结膜炎，由于山区缺医少药，又无钱医治，长期没有治好，后来还闹了一场天花病，身体更受到摧残，童年的悲苦生活至今仍深印在我的记忆里。

　　远渡重洋

　　当我十岁，妹妹六岁的时候，父亲托人（水客）携我母子等三人，离开苦难的家乡，坐了几昼夜轮船，横渡太平洋，到达马来亚吉打州高劳吉底埠

　　父亲经营的是”利昌茶宝“，卖咖啡茶，设有五、六张桌子，除自己动手外，雇一名店员，我进读华侨学校，放学回来，帮助送茶、洗杯、抹桌等活，家务统由母亲料理，一家尚可糊口，过着一般侨商的生活。

　　1930年至1934年间，也就是我在华侨学校读书期间，赖金华校长经常给学生讲中国工农革命红军长征的史实，讲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后来，动员我参加马来亚劳动儿童团，还给了一本章程（油印本）让我看，并嘱咐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带回家，躲在厕所里看。目睹不少工人失业，露宿街头，求乞为生等现象以及赖金华老师的启蒙教育，开始认识资本家削剥工人的残酷性，对现实社会表示不满，在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启蒙斗争

　　1934年夏季，我到槟城（槟榔屿）钟灵中学就读。因为家庭经济不充裕，到那里读书要寄宿，花费多，有一定困难，依父亲的意愿留在店工作，由于得到赖金华校长的关心，好不容易说服了父亲，才实现了这个继续读书的愿望。

　　我报考钟灵中学后，被录取在预科。赖金华老师为了照顾我的困难，节约费用，介绍我住在一位中学教师家中（有多余房间租给学生住的），与此同时，他把我参加劳动儿童团的关系介绍给钟灵中学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那时，学联的主要成员有冯朝臣、黄振福、梁锦燕等人。从此，我参加了学联组织的各种活动（如读书会等），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于1935年2月间由梁锦燕同志介绍参加马来亚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2月转为马来亚共产党员，这是我政治生活上走上了新的阶段。

　　1936年春夏间，钟灵中学校长陈充恩（国民党员）推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引起了学生的不满，在槟城马共市委领导下，组织了罢课斗争委员会，于1936年3月18日（简称三·一八）发动了一场反复古罢课斗争，全校学生走向广场游行示威。陈文庆、陈开聪、梁锦燕和我等是罢课委员会成员，被派往校部与陈充恩论理，学校当局拒不接受意见。陈充恩十分狡猾，深知大部份学生来马来亚和泰国等地，采取提前放假的伎俩，我们一时措手不及，致使罢课斗争受到挫折。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在全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由于罢课斗争的失败，陈文庆、梁锦燕、陈开聪和我等被开除了学籍。为了继续坚持学生革命活动，但又受到报考其他华文学校的限制，只好于1936年6月至12月间转到菜福英文学校就读，试图开辟马来族、印度族的工作。后来，因工作需要，结束了学校的生活过程。

　　革命职业

　　1937年春，槟城市委负责人阿宇同志，征求我调新加坡，从事职业革命者的工作，这是艰苦而光荣的事业，我毅然接受了，因为怕告诉家庭会受到阻挠，怕家庭日后受株连，所以没有招呼，便改名为郭凌，于1937年2月调到新加坡，从此，便与家庭断绝联系（一直到1950年方知道家里登报寻我，母亲哭瞎眼睛）。开始时，组织上还给我找了一个职业，在一间印刷所里担任校对，每月所得工资，除基本生活费外，全部交给组织作活动费。从事这项职业是暂短的，两、三个月后，由于工作需要便辞退了，担任新加坡市委专职委员。市委分工要我参加职工运动工作，我具体负责联系码头、建筑等行业的工会工作（包括党的工作），曾经参与领导建筑业的罢工斗争，从此，对工人阶级的疾苦更加了解，并深为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所感动，更加激发了革命的热忱。在短短的两年中，生活是十分简朴的，睡在地板上，吃在小摊上，全靠组织上每月发的几块钱作生活费，有时被迫只吃两餐，虽然生活艰苦，但精神是愉快的。在斗争实践中坚持学习《共产党宣言》、《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马列着作，逐步提高政治理论水平。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祖国爆发了全面抗战。市委根据新的形势，在各界各业中组织了抗敌后援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声援祖国抗战，一个广泛的抗日爱国统一战线迅速形成。工农商学支援抗战的浪潮日益高涨。为了进一步发展抗日救国运动，市委在8月间组织了一次抗日游行示威，在总指挥部领导下，我和周琪等三人担任交际组的工作（周是建筑行业工会负责人），主要任务是在游行过程中遇到英警当局阻挠时负责交涉，争取游行顺利进行。当游行队伍从四面八方涌上街头时，英警当局开动满载警察的警车前来阻挡，强行解散游行队伍，我和周琪等奔向队前，据理力争，说明华侨抗日游行是爱国的正义行动，与英警当局无关，经反复交涉，警察却蛮不讲理，反责骂我们”多嘴“，把我们强拉上警车，押送警察局。当时，游行队伍拒不解散，要求无条件释放全部解押人员。在游行队伍强烈要求下，加上当时英日矛盾加深，英殖民当局对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有所放宽的情况下，我们经过简要的讯问后便获释放。

　　经过新加坡两年的职工运动和抗日救国运动的实践，我逐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和积累了点经验，对自己的锻炼和以后的斗争都是有益的。这个阶段也是我从事秘密工作的过程基本终结。

　　奔赴延安

　　1938年8、9月间，马共中央筹划派若干人赴延安学习，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我为有机会到革命圣地学习感到无比高兴。当时，决定与我同行的有曾熙生（又名昭生）、吴江（原名吴根锦）、李亚民等四人。行前马共中央组织部长杨少民同志同我们谈了话，交给了党的组织关系，同时，交待抵达香港到廖承志办事处报到。在组织上和一些同志的资助下，我们在10月25日离开第二故乡——马来亚。

　　当轮船横渡太平洋之际，听到广州沦陷的消息，我们的心情十分焦虑，担心铁路不通，不知如何能达到目的地。经过几昼夜的航行，终于抵达香港，找到了廖承志办事处，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廖办的同志告诉我们走西南公路北上的路线，即从香港——广州湾——柳州——贵阳——重庆，抵达重庆后，到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同志处报到。

　　我们由香港坐船到广州湾，踏上了祖国的征途，心情无比激动，但从广州湾——柳州要坐长途汽车，买票十分困难。在候车期间，为了节约费用，我们住在一家小客栈里，自己煮饭吃。按照上述路线，走一站，等一站，终于到达重庆了，那时，来自海外和祖国各地的青年很多，约有200人左右，为了使这批青年能顺利到达延安，重庆办事处确定把这批人编为两个队（我们四人编在一起），分别派出干部率队护送到西安。因为，当时成都一线国民党已开始封锁，不许青年去延安，于是，大队取道川北一线，从嘉陵江到广源，从广源徒步经川北一带，山路崎岖，一天翻一个山头，疲惫不堪，尝到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滋味。

　　我们这队的领队是田海燕同志，他身穿灰军装，佩带八路军臂章，为了确保行动的统一，队里还建立了临时支部，由海燕同志担任支部书记，支部成员除我们四人外，还有菲律宾来的卜一同志，主要任务是保证顺利到达延安。

　　川北曾是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又是红军长征途经的地方，沿途都看到”打倒刘湘“、”苏维埃万岁“……等标语的痕迹。尽管大家不习惯长途跋涉，更不习惯走山路，但是，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一直激励着每个人前进！我们边行进，边唱歌，活泼愉快，大约经过半个多月的行程，才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这时气候渐冷，我将余下的一点钱，买了件棉衣，这是生长在南方的我第一次穿棉衣哩！

　　西安毕竟不是终点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考虑到我们长途跋涉的疲劳，确定特派几部军车护送到延安，沿途是顺利的，可是西北高原的黄尘飞扬，真是够呛啊！经过两三天的时间，终于1939年1月29日到达中国革命的摇篮——延安，实现了多年的愿望。

　　在摇篮里

　　抵达延安后，我们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很快就分配到学校，我到中央党校，曾熙生、吴江到中央组织部训练班，李亚民到职工学校，自此，开始新的生活历程。

　　延安的象征是清凉山上的古塔，尽管日寇曾几度轰炸延安，但她巍然屹立在延安河畔，中央党校与古塔遥遥相立，她的英姿永远激励着人们勇敢战斗。

　　中央党校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有部份是经过长征的老党员，但也有相当部份是新党员，我被编入党校第二十四班，这个班的特点多数是海外归来的青年（多是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入党后转来的），所以又叫”华侨班“。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着作，尽管学习和生活条件艰苦，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却丝毫没有影响情绪，大家满怀革命激情，勤奋学习，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誓把青春献给共产主义的明天。

　　1939年5月4日延安的青年在延安城外大广场召开了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中央在延安的领导同志都出席了大会，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了大会，毛主席作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他神采奕奕，声音宏亮，向全国青年发出了伟大的号召。这时全场肃静，毛主席的演讲不断为热烈掌声所打断，当毛主席结束讲话时说：”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定要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每个人都为这铿锵有力的声音所鼓舞，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这给我留下永远不会忘怀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