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19块抗日根据地之一，它地处安徽省东部和江苏省西部。东起运河，西至淮南铁路、瓦埠湖，北临淮河，南濒长江，浦津、淮南两条铁路贯穿其间。交通便利、物产丰富。这里是开展华中敌后抗战，积聚人民革命力量的战略要地，一度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军事中心，成为华中抗日军民瞩目的地方。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不仅使我党关于在敌后建立民主根据地的理论更加完备，而且是我党我军在华中斗争的转折点。它以无可辨驳的事实证明，在华中地形条件和复杂的三角斗争中完全可以建立“根据地”，它以其成功的示范“改变了华中空气，”予华中全局以先导作用“，（陈毅《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为实现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创造了向苏北发展的有利条件。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为华中根据地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予华中全局以先导作用。

　　1938年，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稳重兵于敌后战场”扫荡“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鉴于华北敌后为八路军打开局面，便加紧在华中与新四军争夺敌后地区。当时皖东（后为淮南）的形势严峻，皖东各县的县城纷纷沦陷，国民党军队西撤地方党政机关逃散，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要求抗日，但新四军江北部队比较分散，领导不够坚定，不能统一指挥，在皖东地区的力量更为薄弱，处境极为困难，如不尽快进入皖东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根据地，不仅难以坚持抗战，新四军还有被消灭的危险。

　　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根据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新形势，分析了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状况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华北、华中的具体环境提出并决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并决定为大力发展华中游击战争，创立华中根据地，确定了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同时决定成立中原局，由刘少奇同志担任书记。具体负责领导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1939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指出目前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1939年11月底，刘少奇同志抵达皖东定远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直接领导创建皖东根据地工作。他形象地比喻道：”打鬼子不但要有枪，而且要有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就是抗日民主政权。“为此，将鄂豫皖省委留在大别山帮助国民党军建立根据地的千余名干部调到皖东敌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人张云逸、徐海东等则组织部队整训，大力开展地方工作。1940年3月，新四军江北部队粉碎了国民党韩德勤部与李品仙部的夹击阴谋，在此大好时机下纷纷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随后，又建立了路东人民抗日联防办事处。在此基础上，皖东（以后改称淮南）根据地建立了起来。到1940年底，根据地已发展到运河以西，长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南的大片地区。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对整个华中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发展，起了先导作用。陈毅同志曾说过：”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就有了黄桥。“（转引自《安徽党史通讯》1985·9·P·18）淮南抗日根据地是我党在华中敌后较早建立起的根据地。它象一道西部屏障，使敌人无法直接窥视我中心区，使华中根据地有一个回旋余地，它打开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向西防御，向东发展的新局面。

　　二、淮南抗日根据地是联系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枢纽。

　　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华中敌后抗战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津浦、淮南铁路贯穿其间，它南与日本华中派遣军的总司令部和汪精卫伪中央政府一南京，隔江对峙；北部的蚌埠是伪安徽省省会，东部的扬州，西部的合肥是日军战略据点。这个地区是插向日伪背上的一把”匕首“，可以起着牵制敌人的重要作用，而且消耗敌人，将来反攻时，又可以成为收复南京的最前沿阵地。过去是华北与江南联系的桥梁，现在又成为苏北与华中各抗日据点联系的枢纽。同时，它与淮北抗日根据地南北隔河相望，又与苏中、苏北东西呼应。它曾是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是华中各根据地的心脏，中原局、华中局以及军部的重要指示都是通过这里转向华中各根据地的，淮南抗日根据地象一块”跳板“，把各根据地之间紧密地联系了起来。新四军依靠这块有力的”跳板“，成功地北渡长江，挥戈东进，经过黄桥战役，创建了以黄桥为中心的苏中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对新四军的沉重打击，并未能因此阻碍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皆于这块”跳板“密不可分。1942年11月，日军对苏北抗日根据地”扫荡“即将开始，敌后形势日趋紧张。为了应付更加残酷的斗争，1943年初饶漱石、陈毅曾率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和新四军军部从苏北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的盱眙县黄花塘，指挥了整个华中地区的抗日斗争。刘晓、刘长胜、潘汉年率领中共江苏省委机关亦是由上海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所以说，淮南抗日根据地为保存革命力量，保护华中抗战”心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加强各地区的联系，1942年，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淮南交通总站，成功地开辟了从淮南津浦路东通往新四军各师及上海的交通线，为华中运送了大量的物资和大批人才，有力地支持了根据地的经济、军事建设。淮南抗日根据地对华中各根据地的支持，还表现在以下几点：

　　1.支持淮宝地区建立民主政权。1940年8月，罗炳辉、周骏鸣、张劲夫等同志组成指挥部，集中第五支队两个团和第四支队一个团进入淮宝地区，与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六八七团配合作战，歼灭了韩顽秦庆霖一部，第三十三师两个团大部，平息了刀会的骚乱，建立了淮宝政权，顺利地沟通了淮南和苏中、苏北、皖东北的战略联系。

　　2.曹甸反击战，阻击日、伪侵犯，确保兄弟部队侧翼安全。黄桥战役后，韩顽二万余人退守曹甸，并进占了我们一些地区。我苏北、苏中的部队向曹甸韩顽进行反击。我第五支队第十团配合作战东渡运河，歼灭顽保第六旅一部后，又在运河上阻击日军，保证了兄弟部队的侧翼安全。

　　3.支援淮北作战。1942年秋，淮北形势吃紧，为支援新四军第四师作战，我第二师第六旅第十六团北渡洪泽湖，进到淮北泗县半城地区机动作战。1943年3月，第五旅第十三、十四团配合第四师参加泗阳地区的山子头战役，反击并歼灭了侵占我淮北中心区的韩顽，韩德勤被抓获。

　　4.对新四军第七师武装力量的支援并策应其在皖江地区的斗争。皖南事变之后，为了加强第七师的武装力量，淮南抗日根据地给第七师运送了许多武器弹药，第二师的第十六团调至皖江地区，归建第七师。1944年，日、伪军不断地对淮南抗日根据地和皖江地区进行”扫荡“”蚕食“和骚扰。驻大别山地区的国民党桂军李品仙部长期楔在路西、皖江根据地之间的该部第一七一师、第十纵队等部，也经常向路西、皖江根据地”清剿“和进扰。十一月，日、伪军七千余人分七路”扫荡“新四军淮南路西根据地中心区，桂军亦乘机以第一七一师主力五个营及地方武装一部，由萧家圩等地分两路向新四军路西根据地进犯，连占曹家岗、郭集、青龙厂等地。第二师以第五旅和第十八团、地方武装等，迅速占领占鸡岗、元守集一线，顽强打退了桂军数次猛攻，又从侧背突袭，将桂军分割包围于占鸡岗外围地区，歼其一千六百余人。占鸡岗战斗，给桂军第一七一师以沉重打击，牵制了敌人，有力地策应了第七师在皖江地区的斗争。1945年3月，我淮南地区为支援第七师粉碎桂顽对巢县、无为、和县、含山地区的进攻，第二师第五旅又先后攻克了被顽军侵占的界牌集、肖家圩等十余个顽军据点，歼顽军五一一团一个营及土顽三百余人。

　　5.创办学校，为根据地培养建设人材。1941年在淮南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在以后的四年间，共培养了2500多名军政干部，保证了部队和地方政权建设的需要。根据地还开办了淮南行政学院和津浦路东、路西两所联合中学。华中局在淮南还创办了江淮大学和建设大学，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培养了许多建设人才。

　　三、淮南抗日根据地在政治上对华中根据地的作用。

　　1.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建立根据地。

　　皖东沦陷之初，日伪只占交通点线，国民党军队败退大别山。但由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整个华中地区粮食、财经极度困难，地方政权亦是瘫痪的瘫痪，垮台的垮台，社会秩序异常混乱，一切皆处于无政府状态。此时，华中的一些地方并未在我军控制的地区迅速建立敌后民主政权，而只是成立一些带有政权性质的”抗敌委员会“、”办事处“、”抗敌总会“等组织。1940年3月，新四军江北部队在定远和半塔取得反磨擦斗争胜利后，刘少奇同志亲自主持和领导了皖东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把从大别山撤退的大批干部派到基层去改造旧政权。1940年3月17日，皖东津浦路西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权一一定远县民主政府成立了，并委派了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的魏文伯同志担任了县长，至1940年8月，皖东地区先后建立了两个联防办事处，下辖十五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并独立自主地委派了县长，建立起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淮南地区由我党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以及根据地的作法，对华中军民起到了极大的思想解放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华中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在以后不太长的时期内，华中地区共建起了豫皖苏、皖东北、苏中、淮海、盐阜、鄂豫等抗日根据地，群众被真正地发动和组织了起来，华中敌后的抗战局面得以完全打开。

　　2.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壮大革命队伍。

　　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就无法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民主政权，就无法战胜敌人。淮南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发展抗日武装的问题已提到重要的位置，使坚持淮南斗争的新四军第四、五支队由原来的7000余人，发展到15000余人，成为我抗日的坚强后盾。同时还积极发动广大民众投入伟大的抗日运动，并建立人民武装。到1940年8月底，皖东地区脱离生产的县、区武装已达9000余人，不脱离生产的人民自卫军发展到了10万人。发展抗日人民武装，壮大人民力量的作法，突破了”精兵主义“的教条，各根据地敢于”招兵买马“很快扭转了华中的被动局面。

　　3.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华中地区的阶级关系错综复杂，统战对象可谓五花八门。敌、伪、顽势力大，超过我党领导下的进步势力。因此，争取各种势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具有深刻的意义。在反顽磨擦斗争中，我淮南军民正确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做到磨而不破，擦而不裂，以统为主的原则，对华中全局的统战工作也起到了积极的效果。1940年，李品仙部侵犯我大桥江北指挥部。当时，刘少奇、张云逸等同志主张先礼后兵，呼吁团结抗日，双方进行谈判。同时调部队准备自卫反击。当李执意进犯时，我则英勇自卫，断然反击，生俘其支队副司令以下1000多人。为了争取桂军，我乘胜收兵，提出谈判议和，并将全部俘虏释放，使磨擦斗争日趋和缓。

　　四、淮南抗日根据地在军事上对华中根据地的作用。

　　1939年冬到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李品仙、韩德勤以春季反攻的名义，东西夹击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我淮南根据地军民不怕磨擦，敢于反磨擦，顽强地”给磨擦者以反打击，给武装进攻者以反攻。“中原局和刘少奇同志指示江北指挥部，首先集中第四、五支队主力于路西，反击对我威胁较大的桂系军队，发起了着名的”大桥战斗“。经过10天的奋战，共歼桂军2500余人，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与此同时，韩德勤纠集了十个团的兵力一万余人，趁五支队主力赴路西作战，路东兵力空虚之机，向我半塔地区大举进攻。此时半塔的兵力只有后方机关及少数留守部队，敌我兵力十分悬殊，但我半塔军民毫不畏惧，经过七昼夜的苦战，以少胜多，击退了韩德勤的多次进攻。最后在路西主力和叶飞、陶勇部队的支援下，东西夹击进攻半塔之敌，韩军仓皇溃败，我军乘胜追击，把韩部赶过三河以北，取得了新四军江北部队在路西、路东反磨擦斗争的首次大捷。定远、半塔自卫反击战的胜利狠狠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彻底摧毁了韩、李两部妄图把我军赶出皖东的罪恶阻谋，是苏北胜利的先声。如果没有此胜利，也不可能产生苏北的胜利，因为这里牵制了敌军，我军可在苏北战场上集中力量对付顽，反之，顽便会集中力量对付我。

　　这次战斗的胜利，增强了我党我军反顽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坚持与开辟了我军在华中的根据地。我淮南军民一方面反磨擦，另一方面对于日伪的”扫荡“也敢于迎头痛击。1941年日军对津浦路沿线的淮南地区进行了”扫荡“。二月，驻滁蚌之敌分四路”扫荡“以定远为中心的新四军路西根据地。新四军二师击溃其一路后，转入分散游击与敌周旋。三月配合属于独立混战第十三旅团约七千人，再次对路西”扫荡“。新四军以广泛的游击战抗击敌之”扫荡“。四月中旬，第二师主力向津浦路东的天长、仪征、扬州等地的日伪据点发起攻击，粉碎了敌人修筑公路、分割根据地之企图。日军为了报复和破坏根据地人民麦收，又集结5000余人，对路东进行”扫荡“。我军民先避其锋锐，分散游击；后集中兵力袭击分散之敌，拔除新据点。两个月内作战20余次，有力地牵制了敌人。1943年—1944年，我淮南抗日根据地军民一年中对日，伪频繁作战，先后攻克雷官集、瓜埠镇等日伪据点38个。共歼日军240人，伪军1240人，坚持和保卫了根据地，并很好地策应了华中根据地军民的对敌斗争。

　　五、淮南抗日根据地在经济上对华中根据地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斗争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就不可能保证军队源源不断的供给，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也只能是一句空话。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曾给我八路军、新四军发一些有限的军饷，后来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不仅停止了军饷供应，而且还对我们根据地进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日本帝国主义更是采取”三光“政策，妄图从根本上毁灭我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针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淮南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发展农业生产并积极组织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着的成绩，对于华中根据地有很大影响。

　　1.实行减租减息，发展农业生产。

　　华中根据地开辟之初，淮南抗日根据地即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并取得了显着的成就。所颁布的”二五减租、三七分租“的政策，减轻了对农民的封建剥削程度，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善了生活，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政策的颁布，对淮南根据地、对华中地区乃至全国都具有很大的反响。毛泽东同志在《论政策》一文就规定：”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此后，这一政策便在华中广大地区得到了推广。

　　农民生活改善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劲头更足了。淮南抗日根据地提出了”劳动神圣“的口号，号召全体人民都来参加生产，增加抗战资源。”军队指战员及全体行政人员都来帮助老百姓生产“（邓子恢《抗日民主政府一年来施政工作总报告》（1941年1月）。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还采取兴修水利、精选良种、发放低利借贷等措施对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减租减息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纲领。减租减息后的华中各根据地也都象淮南抗日根据地一样掀起了群众性的生产热潮，广大人民群众对抗战表现了空前的热情和积极性。

　　2.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

　　”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政府断绝了新四军饷弹供应，日伪又频繁进行”扫荡“和经济封锁，我各抗日根据地经济十分困难。为了迅速改变被动局面，淮南抗日根据地遵照华中局《关于生产运动的指示》，决定把开展大生产运动作为根据地建设的中心，作为全面反攻物质准备的主要环节，发动群众掀起大生产热潮，开荒种粮种菜，饲养家禽家畜。据1943年6月23日《解放日报》载：”新四军二师某旅在去年三月底十天生产突击中，共开垦了2410亩荒地，植树23238株，种菜143亩。秋收的成果计全旅共收稻子2620担，收稻草249380斤，居二师之首。“（《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其劳动产品不仅做到了自给，尚有相当数量的产品支援战斗任务重的部队改善生活。淮南抗日根据地还开办了织布厂、粮油厂、纸厂等。淮南生产的”飞马“牌香烟不仅在根据地，在敌占区也是享誉四方，军工生产的规模在整个华中地区也可谓首屈一指，至1944年底，仅二师的军工生产人员已达2000人以上，可以生产手榴弹、地雷、迫击炮、山炮等等。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当时曾任第二师的工务科长。

　　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部队和地方群众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对敌斗争的军需也有了充分的保障。1943年淮南军区部队生产粮食就达到三万一千余担。不仅使根据地渡过了难关，更重要的是锻炼和培养了一批重视生产的干部，推动了华中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向前发展。

　　淮南抗日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歼灭了大量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建立和健全了民主政权、人民武装，发展了生产，出版了报刊，组建了抗敌剧团，倡办了学校，发行了货币，颁布了财税政策及法律、法令等，使根据地得到了不断巩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