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时，我在柯老（柯庆施）领导的北方局军委工作，那时中共鄂豫边省委派李子健到北平向北方局要人，北方局决定派我去中共鄂豫边省委工作，主要理由是那里有个红军游击队，我曾在冀南搞过暴动，打过游击，认为我去比较合适。

　　北方局的同志在一本书上给我开了介绍信，说给我改了名字，我问改了什么名字？这个同志说暂不告诉你。

　　"七七"事变后的六、七天，暂时停火，恢复了北平至天津的交通。我和李子健、郭以青、李隐之（当时叫李协民），还有一个姓张的（住在开封，家是洛阳的）一起，从北平坐火车到天津（当时京汉线还不通车），经津浦、陇海路到了河南。我在竹沟西边二十里的邓庄铺与鄂豫边省委书记仝中玉见了面。接着，和王国华、周骏鸣也见了面。这时，用药水把介绍信一抹，才知道我被改为马致远，这个名字在抗战时期用了很长时间。

　　同鄂豫边省委接上关系后，省委叫我做地方工作，我就到豫西南各县巡视检査。七月下旬，我从泌阳到唐河，然后又到南阳、镇平、淅川等县，有的县先后去过两、三次。

　　这时，国内形势有很大变化，日寇大举进攻华北，已占领了保定和济南。我党领导的主力红军已改编成八路军，江南的红军游击队也正要改编成为新四军。全国处于抗战的高潮时期。可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鄂豫边红军游击队仍经常受到国民党罗山、信阳、确山、泌阳、桐柏五县民团的进攻和围剿。指挥这五县民团的是罗山县长。西边的泌、桐两县当时没有什么行动，主要是东边的罗山、确山、信阳三县，经常来打我们。不过，全国是团结抗战的形势，他们进攻的来势也不太大。

　　①刘子厚：原鄂豫边省委统战部长．解放后曾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现已离休。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捎信叫我们去谈判，这叫做火线谈判。第一次是派张明河到确山南部的蔡冲谈判，第二次是文敏生去谈判，还在那个地方。这两次谈判他们采取恫吓、威胁的手段，谈判没有结果。第三次是派我去蔡冲谈判，确山、罗山、信阳三县县长都在场，看得出来是罗山县长负责。这次他们没有采取下马威的办法，因为我们不怕这一套。谈判时，我说："现在敌人向我们大举进攻，全国都在团结抗战，你们不去抗日，反而来进攻我们，这象什么话？"他们也说，是啊，现在敌人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应当去抗战，我们也不愿意打你们。不过是奉上级的命令，有何办法？我们应商量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说：现在全国团结抗战，你们撤回去不就没事了？他们说，我们不能随便撤走，这是奉上级的命令，撒走了不好交待。你们的部队不大，但不好解决，你们到开封绥靖公署找刘峙谈好啦。我说，我们怎样去谈呢？罗山县县长说，他认识刘峙的参谋长。于是，就给我开了个介绍信，并答应派人送我们去开封。我说开封谈判期间你们不能向我们进攻，他们也答应了。

　　我从确山回到邓庄铺，向省委汇报了情况，研究了去开封谈判的问题。定了三条原则：一是听编不听调；二是国民党不能派人到我们部队；三是供应我们给养。省委决定由我和张明河去开封谈判。从确山上火车，确山县长还很客气，送我们上车，并且派了一个叫顾正芳（即谷正方、叛徒）的人陪我们一起去，实际上是监视我们。顾正芳以前是地下党的干部，后来叛变了，在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做事。在去开封的路上，顾向我们交了底，说他以前是共产党，以后不在党内了。他还说："我是明保曹操暗保刘备。"向我们表示好感，我们也做了他的工作。到了开封，我和张明河住在鼓楼街的一个旅馆里，他也住在那里。顾对我说："我住在这里，国民党别的特务就不会来了，我就能保护你们。"

　　在旅馆里住下之后，我先去找了同我一起从北平来到开封的姓张的。姓张的虽不是党员，但同情我们。我请他讲了开封的情况，也向他说明了来意。姓张的同张钫很熟，他先介绍我们与张钫见了面。我向张钫讲了来意，张钫给我介绍了刘峙的情况，说刘架子大，平常想见很困难。不过，现在好见，因为他负责防守保定一线，日本人一进攻，他就撤到开封，比兔子跑得还快。所以，_国民党内一些人在攻击他，说他败得太快，蒋介石也不满意他。刘時正在垂头丧气的时候，见他容易。

　　我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到绥靖公署找刘峙。见时比较顺利，我把介绍信给了他的参谋长，过了几分钟，刘峙就出来了，请我们去他住的房间谈。刘峙说话结结巴巴，很不利索。我们讲明了来意，我说现在大敌当前，全国在团结抗战，可是豫南几个县的民团还在围剿我们，我们的部队要去抗战，不能妨碍我们抗战，你要把他们撒走。刘峙哼了半天说："这样子吧，你们找张钫谈吧，他正在扩充队伍，我给他打个招呼。"

　　在刘峙那里谈的时间不长，也比较简单、顺利，刘也没有摆出骄橫的架势。

　　我们在开封是以共产党代表的公开身份谈判的，所以很多人都去看我们。有出狱的同志，有社会上的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的坏人。我在开封还介绍了不少人到邓庄铺，张旺午当时也在开封，经我介绍，他才回到鄂豫边省委工作。由于我们的身份是公开的，在开封的河南省委也派人与我们取得联系，同省委书记朱理治见了面，省委也同意那三条原则，同意与张钫谈判。

　　在开封接触的人比较多，了解的情况也就多些。从郝久亭 （二战时期是鄂豫边特委书记，此时已出我党）那里得知，武汉设有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同志也在武汉。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我就同张明河商量说，"现在刚开始谈判，我走了不合适，你回去给家里汇报一下，然后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周副主席汇报咱们的情况。"当时部队还在邓庄铺，张明河回到家里，王老汉、周骏鸣同意去武汉汇报。张明河到武汉见了周副主席，也见了项英同志。汇报了游击队的情况，决定将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

　　此时，我仍在开封继续谈判。又找到那个姓张的。向他了解张钫的情况，原来张钫是二十六路军（或者是二十路军）在江西剰共时被消灭了，成了光杆司令。但他仍打着二十六路军的牌子，想搞一部分人，好向蒋介石要钱。姓张的说谈判条件可以向他要髙一点。摸了张钫的底，就去找他谈判，我对他讲，我们是共产党，现在咱们要团结抗战，我们也同意把部队编给你，条件有三：一是收编后接受你的番号，但不能受你调动，共产党的部队要保持独立性，二是我们有干部，你不要派干部去，你派几个人到那里也起不了作用，三是为我们提供给养。张钫听了这三条说，"你说的都对你们有利。"我说：'"现在一切为了抗战，我说的不是对我们有利，而是对抗战有利。"张钫表示要考虑考虑。第二天，见了张钫，问他考虑的怎么样。他说："受我编，不听我调遣，这样好吗？"我说："反正都是抗战。我们用你的番号抗日，这有什么不好？"张钫考虑了一会儿，同意了我们的条件。第三天，张陪我坐汽车到城南他的司令部里。他的副司令很高兴，欢迎我。他的参谋长却拉长了脸，很不髙兴，这家伙是蒋介石的人，很坏。他问我部队在哪里？有多少人？我应付了他几句。张钫插话说，"你想了解什么？他是共产党，有什么好了解的!”阻止了参谋长的盘问。在司令部里，张钫决定给我们一部分军装（记不清有多少套，可能有一千多套，我们部队穿起来还剩了许多）和一些钱（可能一千多银元）。张钫派了一列专车把军装送到确山。为了避免国民党在途中找麻烦，张还派了一个参议护送到确山。军装拉到确山，我们的部队把它搬到邓庄铺。张钫的参议到邓庄铺，把带的钱交给了我们，受到我们的欢迎，这个参议还在欢迎会上讲了话，态度很好。

　　二、三天后，我和那参议一起坐上停在确山的专车又回到开封。一见张钫，他就说："你又来了，寘会骗人。"我说，"堂堂的共产党咋能骗你？"他拿出一封电报说："这是你们周副主席的电报，已经íE你们的游击队编为新四军，你这不是骗我？"我说："家里派我来时，还不知道这个情况，到你这里，才看到这个电报，怎么能说骗你？你要觉得给了一部分军装，一些钱，受了骟，我们还给你好啦。"张钫笑着说："算了。送给你们，同共产党交个朋友吧！"

　　我在开封同张钫谈判告一段落，将要回邓庄铺时，省委书记朱理治同志和子久同志找我说，省委准备通过嵇文市、范文澜等人在河南大学举办抗敌训练班，最初打算从延安请一位八路军来训练班教游击战术，可是八路军派不出人，而训练班很快就要开课。说我曾在冀南打过游击，想叫我留在开封，到抗敌训练班教游击战术。我说："我是一个土包子，怎么能行？"子久同志说："不要紧，给你几份文件看看，还有几个人可以帮助你。"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当时，娄光琦、李协民（现名李隐之）和另外二、三个人，从北平到开封，准备去邓庄铺。我在北平认识他们，把这些人的情况给省委作了汇报。省委要他们帮我准备讲课提纲，娄光琦出了不少点子。

　　抗敌训练班办了一个月左右，形势就比较紧张了。济南已失守，徐州也吃紧，敌机开始轰炸开封。根据省委的意见，我与范文澜商量准é组织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农村工作服务团。经范同意后，又与嵇文甫等人开会商量，决定提前结束训练班，成立农村工作服务团，深入农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工作团成立后，决定向南走，第一歩先到许昌。这个时候，我回到了竹沟，彭雪枫同志已经到了竹沟，林凯也在竹沟，朱理治、刘子久也去了，我在竹沟汇报了训练班的情况，呆了几天，省委又决定派我到许昌，与范老一起，继续办训练班。还从竹沟给我派了一个姓张的同志当助手（这个同志是从延安抗大来的），因为我不能经常去训练班。当然，主要牵头的还是范老。讲课的有我，有范老，还有从竹沟来的张同志。课程内容是抗日十大纲领、团结抗战和抗战形势。讲课的总精神是发动群众，准备打游击。

　　后来，战教团从许昌出发，决定继续向南走，距竹沟近些，便于省委领导。我从许昌离开战教团回到竹沟，向省委报了这一段工作情况。省委决定派我到遂平做遂平县长的统战工作，县长是本县人，表现很好，以后国民党发现他与我们有来往，就把他撤职了。在做他的统战工作时，他主动提出要我们在遂平帮助他办训练班。我回竹沟汇报了这一情况。省委决定派我和范文澜（当时范先生也在竹沟）到遂平办训练班。开始在遂平县城办，县长积极支持。县里有一个绅士叫魏朗斋，是搞乡村师范的，也很支持我们。我们在县城办了一段，国民党吃醋了，攻击县长。县长很为难，提议搬到嵖岈山魏朗斋办的中学里续办。那时学校正放假，范先生就领着学生到了嵖岈山，在嵖岈山办了一段就结束了，大部分学生到了竹沟。遂平训练班办的时间不长，两段时间共有一个月左右。

　　回到竹沟后，省委派我去长江局住了一段训练班，约一个月。这期训练班是秘密的，有五、六十人。上课主要是听报告。周劏主席讲形势，董老讲群众运动，王明、博古、凯丰也给我们作过报告。王恩久、杨学诚也参加了这期训练班。训练班在日租界办，距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很近。

　　从武汉训练班回到竹沟后，省委又叫我搞了一段统战工作。首先做泌阳县王友栴的工作。当时，泌阳民团总和我们搞磨擦。王友梅是泌阳县的大地主，当过国民党河南省民政厅长，是个政客，能左右泌阳局势，县长听他指挥。做好他的统战工作，泌阳民团就不会与我们磨擦了。我到泌阳找王友梅，王到唐河去了，我又到唐河找王，在西关见了郝久亭，郝把王友梅的情况告诉了我，说王正在唐河，冯友兰也在唐河（冯是唐河人，在外地做事）。傍晚，到了县政府，县长先把我安排在县政府住下，晚上请我们吃饭，有我，有县长、王友梅、冯友兰四个人。王友梅问我来意，我说主要是为团结抗战的事。王给我打官腔，他说国共合作，团结抗战，这没有问题。我说："还有一些具体事情，我们在竹沟，泌阳总是与我们搞磨擦。这对抗战不利，希望王先生从中斡旋，不要发生磨擦。"王友梅说："这个好说，你们走了，就没有麻烦了。"我说："我们要走，还给你谈什么？我来和你谈，就是因为我们不走。"他火了，说："你们不走，没有什么好谈的，磨擦就不能停止。"他一边说还一边站起来拍桌子。我不能受他欺负，也站起来提高了声音，说他拍桌子不讲道理。这时，唐河县长和冯友兰就从中调解，说吃过饭再谈。其实已经吃不下去了。我回到住处，冯友兰也随即来对我说王友梅的态度不对，他去找王谈谈。于是，冯与王谈了一个晚上，有效果。第二天，吃早饭时，王见我说："昨天喝了两盅，态度不好，谈还是要谈的，不过，咱们不能麻烦唐河的县长了，到我家里谈吧。"我就坐着他的马拉轿车到泌阳，他自己有一个庄园，还有褰围子、护城河。

　　"在王友梅家里谈判，王的侄子和佳女起了作用。这两个青年都在上高中，并且都参加了"民先"，他俩陪我吃饭，陪我到外边散步，要求到延安去，表现很积极，还讲他伯父（即王友梅）蛮横不讲理，在家里也"是这样。他们表示帮我谈。在主友梅的家里的头两天都没有谈，说不定他去搞啥活动了à到了第三天，王才与我谈。在陪我吃饭时，他满口答应说："给县里说说，不要再磨擦了。"这次谈判冯友兰和两个青年起了积极作用。我对两个青年说："你们愿去延安很好，可以先到竹沟，然后再去延安。"同王友梅谈判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泌阳没有再搞磨擦。接着省委又派我刘贯一同志去做张振江的统战工作。张振江是国民党的汝南专员，有一段表现不错。做他的工作，也是他的侄子冷新华（后来到五师工作）和他的侄女张淑景（当时在光明话剧团，以后脱党，现在武汉医学院附属医院，是儿科主治大夫）起了作用。

　　后来，王友梅、张振江都变坏了。这是由他们的本质决定的。

　　做完这一段统战工作，就到秋天了，形势很紧张，武汉要沦陷。这时战教团住在信阳的柳林，省委让我再一次到柳林，与战教团的同志们商量，决定坚持原地工作，不要撤走。如果形势更紧张，就向西边山里靠拢，或者撤到竹沟。

　　—九三八年秋，我是豫南特委的统战部长（当时王盛荣是特委书记），因为省委和特委的机关都在竹沟，所以有些工作就是省委直接安排的。信阳沦陷前夕，形势紧张，省委第二次派我去柳林。到柳林后，听了战教团有关同志的汇报，同他们商量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准备开展游击战争。范文澜先生当时在鸡公山上住着，战教团的同志请他下山到了新店。我在新店与他商量，请他回战教团，或者去竹沟。范先生同意我的意见，接着他上山准备了一下，就回到柳林，又从柳林到了竹沟。在信阳沦陷以后，战教团的同志大部分经襄樊、南阳回到了竹沟。

　　我两次到柳林，既了解了战教团的情况，布置了战教团的工作，又直接看到了信阳的地形，东有大别山，西有桐柏山，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我回到竹沟后，向陈少敏同志作了汇报，当时朱理治同志在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省委的工作由陈少敏同志主持。少敏同志与我一起在冀南打过游击，她那时是女扮男装，跟着游击队活动过十来天，除我外，只有一、两个人知道她是女同志，大家不叫她大姐，而叫她"大哥"。她知道我打过游击。我向她汇报了柳林的情况，提出信南地形好，又有基础，沦陷后可以打游击，她同意了我的意见。十月，信阳沦陷，陈少敏同志决定叫我和危拱之、王海山一起带一支部队南下，名曰一个连，实际上只有三十多条枪和一批干部。出发前，已了解到李德纯的信阳县政府撒到北王岗。北王岗在尖山附近，距竹沟比较近。在信阳沦陷前，危拱之就带着孩子剧团在信阳活动，做过李德纯的工作。文敏生同志也做过李德纯的工作，我们与李已经有了一定的关系。所以，当时我们决定先去北王岗与李德纯谈判合作。

　　我们离开竹沟南下，驻在北王岗西边的一个村庄。我找李德纯谈判，由于原有一定的基础，谈判就容易。我们第一次谈形势，谈团结抗战。第二天，又去和李谈。他说考虑好了，决心团结抗战，和我们一起干。这次谈的比较投机，在他那里吃了晚饭，又继续谈具体问题。他说："我的常备队有四个连，先编给你们三个连（他的常备队每连有八十多人枪）。"接着，他摊开地图说，"咱们第一步先到黄龙寺，我从信阳出来到黄龙寺看过，郎里地形好，可以打游击。第二步就上四望山，要把四望山作为咱们的立足点，它是信阳、应山、随县的交界地，我们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李德纯谈的意见很好，我表示赞同。四望山这个立脚点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是李德纯提出来的，这是他的一个贡献。我们从竹沟出发，只有一个去信南的笼统概念，没有具体的地点，李德纯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进一步商量了部队的番号，为了便于这支抗日武装的发展，暂时不公开打出新四军的旗帜。这支部队的名称暂定为信阳挺进支队，由李德纯兼司令，王海山任副司令（后来朱大鹏来了，由朱当副司令），危拱之任政治部主任。当时党内由我负贵，李县长也看得出来，所以他要我当他的县政府第一科科长。本来县政府没有"第一科"，因为我们要到南边去，李县长为了让我代表县政府、县长行使职权，特设了第一科。我也接受了第一科科长的职务，大家都叫我"马科长"。

　　出发前，召开了整编会议，宣布了领导人的姓名。在北王岗驻了两天，改编了尖山区委的地方武装（有数十人）。然后，出发到了黄龙寺。并派人到四望山、婆婆寨一带开展工作，把干部撒开，搞了一段群众工作。

　　冬初，泌阳的孙石，绰号六绍，带了一个大队（实际是―个连、一百人左右，七、八十条枪）来到黄龙寺。他带的这支地方武装成份好，都是他家的佃户和附近的贫苦农民。由于另一支地主武装欺负他，我们做了他的工作，他就把队伍拉到竹沟，省委让他率部到黄龙寺与我们汇合。孙石的表现一直很好，这支部队也很好。这支部队编到信阳挺进支队，仍是一个大队，孙石任大队长。

　　继孙石之后，张裕生带了一个大队（有一百多人），任子衡带了几十个人也来到黄龙寺。这样，部队人数增多了，又整编成两个大队。

　　我们出发时，没有带多少钱，信阳县政府也没给多少钱（县政府在北王岗，没有随我们南下）。到了冬天，没有棉衣和棉被，在当地只能筹到粮，筹不来款。一天三分钱的莱金，家里（对竹沟的亲切称呼）也一直送不来钱。下小雪时我们仍穿着夹衣，十分艰苦。我想起了在冀南打游击时，冬天也没有被子盖，那时就往身上压谷草，一捆捆地压，一直压得喘不过气……。所以，我就让同志们盖稻草，稻草总比谷草暖和一点，我们当时住在黄龙寺的破庙里。尽管生活很艰苦，但没有一个战士开小差，意志都很坚强。我给战士们讲抗战道理，说困难是暂时的，家里会给我们送来棉衣、棉被的。大家情绪很好，过了阳历年，竹沟给我们送来了棉衣。

　　在黄龙寺过了阳历年，我们继续前进，到了四望山。这时，朱大鹏带着七七工作团的一部分，有一百多人枪，从桐柏山来到了四望山。

　　又过了几天，信阳李应权带一支部队，号称一个大队，有一百人左右，几十条枪，也来到了四望山。我们就把部队编成三个大队和一个警卫排。三个大队长分别是李应权、孙石和一位老红军（开始任子衡也当过一段大队长）。支队司令仍由李德纯兼任，朱大鹏、王海山任副司令、冯仁恩任参谋长、危拱之任政治部主任，我实际上起着政委的作用。这以后，一直到一九四二年，我就在以四望山为中心的信南地K工作。

　　—九三九年春，刘少奇同志第一次到竹沟，叫我去汇报工作。和少奇同志谈了两天零三个晚上，这件事印象比较深。少奇同志不是以我汇报完他再讲，而是让我谈一会儿，他讲一段，完全是因势利导、借题发挥的方法来教育我。第一天我就感觉到这个办法好、我也讲不成章，向少奇同志汇报了统战工作、群众工作、军事工作和敌伪工作的情况。我讲一个问题，他就讲很长一段。通过这次谈话，我对于创建根据地的方针、政策，大体上都清楚了。晚上演节目，我们都在砖头瓦块支起来的"凳子"上坐着，突然一个同志在台上宣布："欢迚从俞线回来的马致远同讲话。"当时我毫无准备，处境很窘，少奇同志就鼓励我上去讲。他说在家里讲，不要怕。这样，我就上台讲了，主要是动员大家到四望山去，有意识地讲四望山好，讲敌后并不可怕，日本人也并不可怕。讲的不长，回到座位上仍与少奇同志坐在二起，他说："你今天讲了一面，讲了不可伯的一面。如果有人到敌后遇到困难怎么办？讲的不全面，要把困难的一面多讲一点，使大家有思想准备，遇到困难也就不怕了。"接着他给我讲了唯物辩证法，这是我第一次比较正规地听讲辩证法的道理，以前党的生活过了那么长时间，还没有哪个同志给我讲一段辩证法。以前学习时看点书也是似懂非懂，经少奇同志一讲，知道了不少辩证法的道理。

　　一九三九年八月，豫南省委在竹沟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豫鄂边地委、竹沟地委、汝南中心县委、豫西南地委、舞阳地委的负责人。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比较多，有三、四十人。在这次会议上我被选为出席"七大"的代表（后来因工作忙得很，先念同志没有让我去延安）。

　　一九三九年十月，竹沟形势吃紧，少奇同志第二次来到竹沟，指示从竹沟撤退。十一月十一日，发生了"竹沟事变"，因为我们作了准备，所以受的损失不大。惨案发生后，我们派冯仁恩带了三、四个连接应王国华等同志到四望山，又派人送他们到鄂中。这一段时间，竹沟不断有人来四望山，这条路都是我们的工作区，从尖山、桐柏，一直到信应都有我们的党组织。当时，竹沟和河南其他地方的干部都是经过四望山撤退到鄂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