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三七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太原前夕，国民党除傅作义部留守城防外，绥靖公署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阎锡山与山西行署主任赵戴文均先行撤退。太原城中一片惶恐，唯我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秩序井然，镇静自若。当时晋绥公署主任派在我办事处值班的司机观此情形，不解地问我们：阎长官、赵主任都走了，情况紧呀，你们怎么还不快走啊？

　　当时周恩来副主席正在驻晋办事处主持华北地区我党工作，部署敌后游击战争。周副主席多次教导我们：要抓紧时机开展工作，力争坚持到最后。直到日军攻城炮声已在城郊轰响，周副主席才指示我们撤出太原城，向临汾转移展开工作。

　　这天上午，我根据驻晋办事处彭雷枫处长布置，把办事处的汽车队送到太原城西，安排部分车辆过汾河西岸隐蔽待命。回城后，我即着手准备随同周副主席、彭雪枫处长，带着警卫班同志—齐最后撤出。黄昏时分，我们的汽车行至西门，此时城门已按城防司令傅作义的命令全部用泥袋堵死了。周副主席下车要雪枫同志和我往城防司令部进行交涉，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请周副主席在小车附近等候，雪枫同志带我去见了傅作义将军。走进傅将军的会客室，我们看见他正在屋子里倒背双手跛来踱去，大概是

　　①张震：一九三八年任竹沟留守处参谋长．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在思考着守城的问题。傅将军在来回不停走动中听了我们的来意，当即挥笔写个一道出城手谕交我。辞别了傅将军之后，我们返回周副主席身边。向守城部队指挥官交验了傅将军的手令，但此时要打开城门已不可能，只得在城门一侧，预先挖好的人行道中通过。由于暗道狭小，我们只好丢掉汽车，用手掂着必需的物品出了太原城。到汾河东岸，我们找到了办事处的汽车，我们乘车刚开到汾河桥边，又被陷在桥上的阎锡山部车辆装甲车所阻。周副主席当机立断，指示大家丢掉私人用品，全力搬运办事处的电台与档案，步行过了汾河桥，与上午开出来在这里隐蔽待命的车辆会合。大家乘上汽车直奔临汾附近的刘村镇，在此设立八路军临汾办事处，继续展开工作。

　　二

　　我们到临汾后不久，锡山的第二战区长官部也到了临汾。接着八路军总部也转移到了临汾后的马牧村。由杨立三同志领导的八路军总部兵站设在临汾城内。当时阎锡山为了发展势力，笼络青年，聘请"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先生为校长，在临汾开办了革命大学。托派分子张慕陶当时也在民族革命大学讲课。八路军总部到临汾以后在马牧村附近开办了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我们办事处在太原时就担负掩护中共北方局的任务，到临汾后，少奇同志回延安去了，北方局由杨尚昆同志主持工作，正是由我们办事处做掩护，对外统称八路军驻临汾办事处。由于总部距二战区长官部很近，有些问题可直接交涉，因此办事处的主要工作就是训练青年学生，开办了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学兵队，培训抗日知识青年。

　　当时全国青年非常向往革命圣地延安，特别是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大捷以后，抗日救亡热情更为高涨，大批青年学生纷纷找到我们办事处要求介绍到延安去，到抗战前线去。但是，由于经费有限不可能全部满足他们的要求。根据中央指示，我们介绍了一部分有地下党关系或者历史清楚的青年去延安；另外又介绍了一部分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同时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向民族革命大学推荐了一些人。留下了一些青年学生在办事处教导队，每期有学员数百人。北方局和办事处负责同志经常到教导队给学员上课，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游击战术。教导队学制很短，二、三个月一期，毕业的学生个个斗志昂扬地分赴各抗日前线，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三

　　一九三八年一月，因八路军总部和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长官部均在临汾，可以直接相互联系，故而总部决定撤销临汾办事处。为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关于日寇打通平汉路后，开展豫西敌后游击战的计划。一月下旬，彭雪枫同志以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名义离开临汾，到豫西了解党的组织和干部情况，联系地方实力派，相机争取西北军共同抗日工作。当时河南省委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豫南独立团是由周骏鸣、王国华同志指挥的，这是红军主力北上抗日后留在南方八省坚持游击战争的劲旅之一。他们长期坚持豫南斗争，．共有五、六百人。按国共两党规定，我党豫南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河南省委决定由雪枫同志协助整编独立团，雪枫同志到达竹沟后，往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发电报到临汾驻晋办事处，要我结束工作，带电台人员南下，我与秘书罗若遐、王子光同志、通信队长熊梦飞同志等，带着办事处的电工，以及办事处的警卫连的一个手枪班和一个冲锋枪排，这是由一二九师教导营调来经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组成的。另外又在教导队拨选了十多个河南、山东籍的毕业学员，一起离开临汾向河南确山竹沟进发，我们全部佩带八路军的符号，持着八路军总部印的护照安全到达目的地。记得在信阳下车后，行至尖山附近，碰到一支穿着便衣，佩带新四军臂章的队伍，其中有个叫胡龙奎的是我在延安抗大的同学，此人后来消极脱离部队，当时他介绍我认识了周骏鸣同志。他们带着部队到新县整编，虽然我们只是谈了数句就分了手，但骏鸣同志的机警和那一口很重的河南地方口音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四

　　我到竹沟以后见到了河南省委朱理治同志以及仝中玉、马致远、娄光琦等同志。经彭雪枫同志传达省委决定，由豫南人民亲切称为"老汉"的王国华同志，率豫南红军独立团留下的部分同志组成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留守处，王国华同志任留守处主任，负责处理出征人员善后工作；彭雪枫同志作为河南省委军事部长，主持军事工作与准备发展地方游击队工作，同时还负责西北军的联络工作。经常担任联络员的，有雷敏之、许遇之等同志，我是军事部和留守处的參谋长，主要管组训部队。这样的一种双重组织形式起到了掩护河南省委领导的积极作用。

　　周骏鸣与王国华同志的部队经整编为一个营，但不够一个团。当时河南"杆子"（指土匪）甚多，每股十余人到数百人不等。匪患猖獗，群众甚为痛恨。但为了生存，有些庄寨与土匪亦有联系，形成了各"杆子头"都有一定势力范围。我们通过各种关系收编了两股较大的"杆子"。一个"杆子头"姓安，一个"杆子头"姓段，各有七、八百人，二、三百条枪，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安团、段团。收编后因为我们发不出粮饷，"杆子"中有些惯匪恶习难改，经常在驻地抢劫骚扰，民怨益重。为了彻底改造这两股"杆子"，使其为人民军队，我们决定将其集中整编，把由延安派来的红军干部调到这两股部队中去，设法把其中民愤较大的搞掉。经研究决定，改造安团的任务交给了周骏鸣同志，在邢集集中，我们将段团在竹沟附近集中进行整编。

　　当时在邢集有周骏鸣同志的一个久经战阵的营，整编安团，力量绰绰有余。而我们在竹沟人枪都少，看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但是我带来的手枪班和冲锋枪排战士，都是老红军，觉悟高，战斗力强，加上雪枫同志足智多谋，和我商定了一条智取之计，以彭雪枫同志的名义开欢迎会请段团官兵吃饭，在吃饭时解决他们的问题。

　　在下令段团到竹沟附近集中后，为使之不致生疑，我给段团划分了宿营地，叫他们派出设营组安营，使他们安下了心。然后雪枫同志亲自"请"段团长吃饭。这家伙是个彪形大汉，腰上插着两支张着机头的二十响驳壳枪，随身带着一帮子佩短枪、耀武扬威的马弁保镖。雪枫同志神态自若地把段团长让到屋里入席，举杯时使了个眼色，机智勇猛的警卫员程朝先同志就立即猛扑上去抱住了"杆子头"，下掉了他的双枪；外屋的手枪班也一下子解除了马弁保镖的武装。与此同时，我把段团全体集合到竹沟西面操场开欢迎会，讲完话后即在南面学校请吃饭，枪支架在操场上，人员徒手进屋。上到第一个菜，一声令下，冲锋枪排战士挺枪封住了大门，把这数百人尽数缴械。然后派人骑着段团长带来的二十余匹马，跑到段团营地解除了设营人员武装。我们对其中的"杆子头"经隔离教育后礼送回籍；出身好，愿意抗日的留下，其余一律遣散，这样编掉了的一半人。营、连、排干部均配备了老红军和教导队毕业学生。安、段两团整编为二、三营，充实了八团队。编后八团队全部集中在邢集整训。周骏鸣同志此时由邢集返回竹沟第一次与彭雪枫同志见了面。经省委决定，第八团队由周骏鸣同志任团长，胡龙奎同志任副团长（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我军政治委员暂时改为副职），赵启民同志为参谋长（后来胡龙奎消极离队后，由赵启民同志任政委），朱绍清同志为一营长，成钧同志为二营长，李木生同志为三营长。干部开始整训后，按新四军军部指令，周骏鸣同志带着八团队开赴皖南开辟抗日根据地。这时八团队留守处仅剩下一个警卫连，豫西党委很快又动员了三、五百人组成了一个补充大队，由陈康同志任大队长。接着又在竹沟办起了教导大队。河南、山东、湖北等地青年学生纷纷来到竹沟学习抗日救国道理，当地到处一片抗日歌声，人人争当革命先锋，人民群众也发动起来了，同志们亲切地把煥发了抗日救亡热情的竹沟，誉为"小延安"。

　　五

　　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震惊了当地的国民党顽固派和土豪劣绅，他们联名上书国民党西北当局，诬我发展武装，图谋不轨，要求取缔我们。为此西北军派了一个姓夏的团长带着部队来打我们。当时周副主席在武汉，他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指驻汉办事处提前通知我们。我们经过分析研究，根据当时的环境条件，决定采取避免军事冲突，以理服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好形势的方针。一方面在夏团到达前把省委、教导大队撒出竹沟，转移到邓庄铺一带隐蔽，将补充大队由陈康同志率领开赴皖南，补充周骏鸣同志的八团队。一方面由身为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彭雪枫同志和作为总部参谋的我和夏团斡旋。同时利用雪枫同志的叔叔彭禹庭先生在西北军的关系，以及西北军一些子弟学校老同学的关系做夏团的工作。夏团到竹沟后，我们佩带着八路军的臂章出面接待，让出了最好的房子给他们住。通过多次接触，我们向他们说明，我们是按国共两党协定奉八路军总部命令来竹沟整编第八团队，进行抗日的。夏团和我们相处了一个星期，没有发现我们有什么可疑之处，就顺水推舟地向上级打了报告，说是竹沟没存什么违犯抗日宗旨的不法活动，随即全部撤出了竹沟。这时省委机关、教导队平安无恙地迁回了竹沟：避免了国民党顽固派策动的第一次磨擦。

　　六

　　竹沟的部队只剩下一个连，人数虽少，却担负了经常在信阳、确山、泌阳一带打土匪的任务。我军所到之处，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援助，守在寨上的群众发出口令："谁的人？""老周的。""谁的人"？"老汉的。"就开门迎接，这样各股"杆子"都为我们先后打掉，有的返乡，安定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新四军威望大振，部队和竹沟人民亲如鱼水，军民之间建立了极为亲密的关系。

　　从一九三八年三月到竹沟后，我们以延安派来的干部和临汾教导队来的同志为骨干，先后办了学兵大队。大队长是方中铎同志，周季方同志为第一期政治干事；谭友林同志是第二期政治干事．当时为了搞统战工作，没有用政治委员名义。实际上政治干事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委员。

　　七

　　一九三八年八月，我在武汉办事处碰见了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二期的老同学肖望东同志。我建议他到竹沟去。当时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同志已在和日寇作战中牺牲了。吴芝圃同志组织了豫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肖望东同志到竹沟后，为加强豫东部队领导，雪枫同志即派他作为大队长率实际仅有的一个连兵力的肖大队开赴路东和吴芝圃同志会合。

　　九月中旬，毛泽东同志来电报，通报开封失守，豫东沦陷，命我们先行开展豫东敌后游击战争。遵照中来指示，雪枫同志决定九月三十日和我部以新四军游击支队名义誓师东进，前往会合吴芝圃同志。行前把手枪班和冲锋枪排扩编为一个警卫连与两个步兵连，组成游击支队二大队。由滕海清同志任大队长。将八月份先期出发的肖大队改为游击支队第一大队。二大队加上第二期教导队部分学员及电台共三百八十余人。行军时为造声势，拉开了行军距离，高唱抗日教亡歌曲，群情振奋，斗志昂扬，以每天六、七十里的速度进入西华县境。吴芝圃同志的三支队也随着过黄河到西华会师。

　　同年十月在西华附近杜岗编队，将吴芝圃率领的第三支队整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同志任支队司令，吴芝圃同志为副司令、肖望东同志为政治部主任，潭友林同志为副主任，我任参谋长。全支队共有三千余人，编为三个大队。一大队长张太生同志；二大队长为滕海清同志；三大队长为冯胜同志。这些经过长征考验的老红军干部，从此又和豫东人民一起，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并肩作战。

　　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