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党的组织和党领导下的军队也有了很大发展。日寇对敌后我军频繁进攻的同时，加紧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诱降活动。国民党反动派适应日寇的需要，对内加紧反共，对外谋求妥协投降。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加紧对党员的教育和对人民的宣传，不断揭露敌人的阴谋活动，扩大出版发行我党的书刊，就是完成这一任务的保证。

　　在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后，刘少奇同志奉命领导中原地区的工作。他离延安经河南渑池、洛阳、南阳等地，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那时，竹沟镇是我们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留守处所在地，我党中原局和河南省委机关也在那里。少奇同志在了解了情况后就提出了创办中原局印刷厂，以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他十分重视建立印刷厂的工作，曾说建立一个印刷厂等于建立一座兵工厂。当时竹沟镇是国民党统治区，镇上的政权组织都在国民党手里，要在镇上办我们的印刷厂是行不通的，必须选择一个偏辟的地方作为厂址。

　　主持筹建工作的是齐光同志，以后担任了印刷厂的厂长。组织上考虑到印刷厂需要一个熟悉工人情况的干部去做政治思想工作，我当时在河南省委党训班任总支部书记，曾经在工厂工作过，就被调到印刷厂任政治指导员兼支部书记。

　　在竹沟镇西南，以龙窝为中心的山区一带，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豫南游击根据地。这一带是桐柏山外围的小丘陵地带，地形隐蔽，群众基础好。我们选定了距离竹沟镇西南二十五里的一个山村——毛家棚和金家湾中间的山头作为厂址。在这个山头上有个用土围的小院子里面有几间茅草棚，是几十年前当地群众为防备土匪骚乱盖的。一向荒芜，无人居住，经过我们自己动手翻修，就办起了中原局印刷厂。为了做好保密工作，留守处派来两个班共二十五支枪的警卫武装。周植同志为排长。还发给我们一部分土造步枪和子弹，组织工人自卫队。工人们经常在驻地附近进行步枪瞄准射击训练。我们对外的番号叫"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留守处警卫大队"。齐光同志和我出去都佩带着大队长、政治教导员的臂章符号，以掩护印刷厂的实际活动。

　　那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购置印刷设备是很不容易的。经费更是困难。由于少奇同志重视，经费开支优先照顾印刷厂。地下党对我们办厂也很支持。终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汝南县城里新文书局买到了一支旧的脚蹬四开印刷机和一些残缺不全的老二号字和老五号铅字。通过地下党交通，利用夜间将印刷设备运到印刷厂（十月间我们又买到一副新五号字）。洛阳、汝南、嵩县和西华党的组织，动员了一批政治条件较好的印刷工人和青年学生来厂工作。

　　不久，少奇同志回延安，要求中原局印刷厂承担翻印中央出版的《解放》周刊的任务。但是，当时工人技术水平低，一般书籍印刷是可以的，却不懂得纸型铸成铅版印刷的技术。当少奇同志知道这一困难后，就向延安中央印刷厂要了一批技术骨干支援我们办厂。这样，黄楚光、时长耕、金文钦、牛健生、何铁以及孙继库同志等十多人确定到中原局印刷厂工作了。孙继库同志一九〇五年去俄，一九二〇年在苏联远东海参崴参加共产党，曾任我党中央交通局长，后被捕坐监狱，出狱后，找到延安，分配在中原印刷厂工作。当他离开延安时，少奇同志在百忙中找他们谈话，向他们介绍中原的大好形势，说明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和办好印刷厂的重要意义，勉励他们到了中原地区，要继续发扬工人阶级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工作，克服困难，为我党在中原地区的出版事业作出贡献。同时还要随时准备拿起枪杆子打游击。这批同志经过西安、洛阳、竹沟，在七月间到了中原印刷厂。一见面，他们就向我们传达了少奇同志的指示。他们对少奇同志谈话中那种亲切关怀的情感和平易近人的作风，印象格外深刻。

　　中原印刷厂工人同志的到来，特别是他们带来少奇同志的关怀，对我们先参加建厂的同志是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有力地促进了我们的筹建工作。根据工作需要，确定了编制和人选。时长耕任排字部主任兼工会主任；金文钦任机器部主任；黄楚华任装订部主任，孙继库任工务科长；李建章任总务科长；另设会计、采购员、事务长等负责经费、物资和生活管理。全部同志投入紧张的安装整理活动中。我们自己动手做文字架、字盘、安装机器，一切都因陋就简，适用就行。中原局机关的同志很支持我们，克服各种困难帮助筹措经费，购买纸张、油墨和各种材料。当我们缺乏校对人员的时候，就把刚从中央组织部训练毕业的季伟等两位女同志同时调往我们厂任校对。毛家棚地下党支部也关怀我们，在生活供应、修理棚舍和保密安全方面尽力帮助。我们和毛家棚一带的群众关系也很好。根据省委指示，我们每隔六、七天到乡下向群众讲时事，群众热情帮助我们。我们用的那一部分铅字缺字多，标题字更缺，印书封面需要大型号字很难凑全。那时根本搞不到铸字机和钢模。幸好我们厂长齐光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善写会画，刻字一行很有功底。我们印书缺的字，经他的辛劳，一一补全了。全体同志团结一致，不怕酷暑，日夜奋战，克服了各种困难，终于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我们印刷的《挽救抗战的危机》出版了。这本书是以最近发表的毛主席著作和延安《解放》周刊、新华社评论文章为主要内容，是中原局印刷厂印出的第一本书，印了五千本。一九四九年初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我在徐州前线的一个贫农家里，无意中看到这本书，已是油迹斑斑，上面画了许多红线，有些地方还注了文章要点和警语。可以看出有许多人曾经看过这本书，影响该有多大啊!

　　当时，生活条件是艰苦的，夏秋季节，蚊子很多，没有一个同志有蚊帐。毛家棚一带又是疟疾流行区。我们广大部分同志都染上了疟疾，却没有治疟疾的药。只有吃大蒜、喝醋进行治疗，疗效很差。从领导到工人，月津贴都是一块钱。只有时长耕、金文欽两个人是从上海到延安参加工作的老技术工人，组织上对他们格外照顾，每月津贴五块钱。也难买到多少增加营养的东西。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大家精神振奋，干劲十足。许多同志带病工作，一边发疟疾，一边照常上班。由于工作关系，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延安《解放》周刊和新华社的重要文章，厂里看得很早?我们一看到就先组织大家学习讨论，如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先在《解放》周刊上发表，我们一收到就组织工人学习。厂里党支部的组织生活比较健全，每半月一次党课，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着重进行党的纪律、保守机密和革命气节的教育。我们还成立了工会和俱乐部。民主管理伙食，定期出版墙报，反映学习、生活。大家都是年轻人，活泼爱动，喜欢热闹，我们组织歌咏队，经常排练、演唱，有时召开娱乐晚会。工余时间大家一起做游戏，山头上一片欢笑声，文化生活搞得很活跃。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第二十二周年那天，我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

　　一九三九年十月，少奇同志从延安回到竹沟。当他看到我们印刷厂印的书刊时，满意地表扬了我们，并接见了齐光同志和延安中央印刷厂来的几位同志。接见时，还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那时，华中地区国民党的反共磨擦开始，少奇同志率领中原局机关深入敌后工作。临行时指示决定成立党报委员会。由曹荻秋、吴祖贻、齐光三同志组成，并决定把印刷厂交河南省委代管。少奇同志对他一手培植起来的中原局印刷厂一直关怀备至。

　　十月底，延安送来了《解放》周刊的纸型。正当我们铸成铅版付印时，"竹沟惨案"发生了。十一月十一日，国民党地方反动派确山县长许工超，反动地主武装耿明轩纠集几个县的地方团队，诈称六十八军新兵团路过竹沟，利用拂哓骗开寨门，突然围攻我们竹沟留守处和省委机关，惨杀我们医院的伤病号和家属，我们印刷厂在留守处休养治病的工务科副科长张潮音，装订工人武桂花（女，陕北红军），排字工人刑克俭（刑是洛阳地下党介绍来的）均被枪杀。第二天一早，又突然袭击我毛家棚中原局印刷厂。在突围中，我们工务科的孙继库同志正发疟疾，跑不动，被敌人打死在毛家棚以南的山岗上。我们苦心经营的印刷厂，被国民党放火烧光。敌人的残酷暴行，激起了大家无比的仇恨，两天后，我们印刷厂的同志们和竹沟突围的省委机关及留守处的同志们，在龙窝东南十多里的石流泉会合。齐光同志和我决定给毛家棚的地下党同志十元钱，嘱咐他们要妥善安葬孙继库同志。印刷厂所有现金都交给了省委，作为坚持斗争的活动经费。省委书记刘子久同志指示印刷厂全体同志和伤病员及机关老弱人员一共三百多人组成干部大队，由齐光同志和我率领到豫鄂边四望山找到新四军挺进大队（即新四军第五师）。朱理治和李先念同志到达四望山以后，用电报向中央报告印刷厂工人大部分已胜利突围，请示下一步重办印刷厂的问题。中央指示：考虑到豫鄂边抗日游击根据地刚在初创，还不适于办印刷厂，要印刷厂的工人到豫皖苏边新四军游击队彭雪枫同志那里建厂。齐光同志和一部分行政人员留下来在豫鄂边区挺进支队工作。组织上要我带领中原局印刷厂的部分工人：时长耕、黄楚华、朱健生、何佚、杨柏、□□□、卫子珍、□□□、冯宗明（现名冯洪明）、姜斌等十几位同志去豫皖苏边区新四军游击队。我们通过国民党统治区，沿路均有地下党掩护，路上走了十几天，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到达皖北涡阳县城北面的新兴集（又名龙奶庙）游击支队队部所在地。支队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同志接待了我们，决定留我在政治部工作。工人同志们分配到豫皖苏边区党委吴芝甫同志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