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以前，我党在豫南之确山、泌阳一带建立起一块革命根据地，组织人民武装力量，团结依靠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统治和当地土豪劣绅的封建剥削作斗争。西安事变以后，我党依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以竹沟地区为中心的河南人民子弟兵，改编为新四军第八团队开赴抗日前线。在竹沟镇设立了新四军第八团队留守处，王国华（即王老汉）同志任留守处主任，并在确山城内设立了八路军联络站。为了不断补充革命队伍，发展壮大抗日力量，一九三八年春，我党又在竹沟镇举办了新兵队、干训班。当时，竹沟镇为远近革命志士和进歩青年所向往，从四面八方来此接受培训的青年络绎在道。我就是在一九三乂、年五月由武汉来到干训班学习的，当时人们把竹沟称为革命青年所向往的"小延安"。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搭起树枝棚屋，吃的是小米、豆腐渣。但是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听到彭雪枫、刘贯一和危拱之等负责同志的讲课；更难忘记的是我们还在这里聆听过刘少奇同志的党史报告。因此我们那时的生活固然艰苦，但精神上异常愉快，革命的意志非常坚强。

　　正因为竹沟成为人心所向的地方，成为一个抗日救国的后方根据地，所以国民党顽固派便处心积虑，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拔掉这颗钉在它心脏上的钉子。一九三八年夏季，国民党地方顽固势力造谣说，竹沟有土匪造反，于是以平定匪患为名，派遣其188团突然开进竹沟。那时，雷彭枫同志已来到竹沟，执行了正确的统战政策，该团被我们顺利地"欢送"走了。但是确山县伪县长方廷汉和一帮恶霸地主，并没有就此罢休，竟将我党干部张立三同志杀死于狱中。一九三八年七月间，我党经过周密计划，在黄山坡举办了抗日保乡会干部训练班，发动了驱逐方廷汉的群众运动。接着在黄山坡、孤山冲、石滚河等地斗倒了徐大头、崔振云、赵崇武等恶霸地主，使竹沟地区的革命形势得到进一步发展。秋后，确山县城遭到日寇轰炸，市面异常萧条，国民党县政府也惶惶不可终日，而住在竹沟的我党河南省委和竹沟地委的领导力量却更加坚强，竹沟镇也随之繁华起来了。至一九三九年春，我党确山县委已发展有五百名党员，分布在全县各地，成为领导抗日救国的核心力量。

　　一九三九年五月日寇进犯至明港，国民党顽固分子邵世桢的确山政府即作了鸟兽散，其反动武装不但没有对日寇发过一枪一弹，反而到处抢掠，扰害人民。为了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侵犯，我党确山、信阳县委奉命行动起来武装抗日。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扛起自己的土造枪，组成淮南支队，与敌寇周旋。在淮河南岸的龙井、洋河一带，在胡猪店跟日寇打了第一仗，给日寇以迎头痛击。日寇见识了人民的力量，不敢冒进，退守信阳。

　　正在根据地日趋巩固，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偷偷地发出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居心要消灭共产党，进一步实行法西斯专政。因而国民党的得力爪牙邵世桢的反共反人民活动，也就分外地猖狂起来，在日寇进攻时，他们助纣为虐，不给任何支持。胡猪店一仗，由于敌我兵力悬殊，我方武器落后，此仗非常残酷，我确山第八中队伤亡十八人，我党确山三区宣委曹广桢同志即牺牲于此役。战后，我淮南支队开赴四望山；我竹沟主力部队大部开往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去了。而国民党反动派便乘机发动了伤天害理的竹沟事变。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阴历十月初一）黎明时分，国民党反动武装开始进攻竹沟。在此之前，我党在确山城内的八路军联络站也被迫撤离了。国民党的狰狞面目已经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阶级斗争也就随之尖锐化了。

　　国民党进攻竹沟所使用的反动武装力量，有三个县（确山、信阳、泌阳）的土顽、土匪，约二千以上的枪支，其包围圈约有八里之厚度。以确山伪县长许工超为首，他是国民党为了制造竹沟事变而专门调到确山县的凶恶爪牙。土顽、土匪戴民权、张明太、耿明轩、孙星南和赵崇武等为进攻的主力。当时我党在竹沟的武装力量很薄弱。住在寨内有一个中队，尖山来的有一个班（或一个分队），青年队约有二、三十支土造步枪，另外还有机关的一些自卫武器，一共有一百五、六十支长短枪，还有一挺苏式机枪。力量对比，敌人的装备大大超过于我。敌人开始进攻时，是由数十个匪徒冒充六十八军诈开东寨门（十号夜间，王老汉特别注意东门，．因为已发现东门上有奸细，但未査清，这夜我曾三次向省委汇报过敌情，危拱之同志也曾有意要让我带领竹沟地委出寨去发动地方武装，因天气阴雨，结果没让我出寨）。敌人冲进寨内，首先将我东门碉楼上的一班人全部杀死，并冲入寨内半截街，我们与敌人展开了巷战。在战斗中，我们又把东门关闭，有少数敌人仍占据着东寨门的碉楼顽抗。敌人在北门进攻也极为猛烈。北门没有寨门，而是把寨墙挖开的一个大缺口当作通路，我们就在战斗中用树枝堵住这个缺口。战斗重点自始至终在东门和北门方面进行。敌人开始进攻时，我方朱钫同志带领的一个中队被隔离在寨外东南方的村庄上，与敌人展开战斗。西寨门距离村庄较远，敌人放在这里的力量比较薄弱，因此朱钫同志得以从西门增援进入寨内。激战从早晨延续到傍晚，我们
才把东褰门碉楼上的人全．部打出寨去。在此战斗中，我们在东门争夺战中牺牲了一些同志。我们在北门时牺牲了一位指导员，还牺牲了一位分队长，是从尖山部队来地委汇报工作的，可能是姓谢。另外还牺牲了谁，我记不清了。因为我当时到竹沟地委（任书记）工作才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对这些同志的姓名都不很熟悉。敌人在东门内外被我们打死的也不少，带头进东门的两个匪首，被打死在大街上，其中有一个据说是戴民权的参谋长。敌人在北门外也被打死了一些。另外在寨内还打死了杨大姐（特务杨春堂的嫂子）等几个奸细。战斗中，我党河南省委刘子久、危拱之、王国华、王恩久和谢邦治等同志，坚守在西门碉楼上作总的领导。具体指挥这次战斗的主要是张旺午同志。牺牲的那位指导员和分队长、朱钫、刘世耀（外号刘二哥）和姜宗仁等同志都是指挥作战的骨干。我记得有一位同志身体较矮，在北寨墙上跳着打敌人。我们地委把守西北寨墙，坚守在这里的有我和杨毅、周庆鸣、朱正传、李九龄、向润英等同志。"疾风知劲草"！在这一场严酷的考验中，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青年队员是那样的坚决勇敢。省委领导同志都是沉着应战，把自己生命安危置之度外。张旺午同志的一些明确果断的号令，还清楚地印在我的心里。使我最难忘的是危拱之同志，诚不愧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中英雄。向润英同志（程坦同志的爱人）被敌人在脊背上狠狠地砸了一颗手榴弹，但她们仍然是很快地跑到西北寨墙上跟我们会合了。我们这里只有两条土步枪，敌人就是我们的"活靶"，而周庆鸣同志的枪法又是那么准确。因此在一整天的战斗中，敌人不敢前进一步。这时，不管什么东西再没有比子弹更宝贵的了，我们的子弹也太少了，于是我们就找来几大堆砖瓦石块，准备好夜间战斗。

　　我们是在事变发生的次日夜晚上半夜进行突围的。这件事我．们早已有了准备，在战斗中已经把许多文件、刊物烧毁。临突围时又烧毁了一些。突围要轻装，因此很少有人携带日用品，身体强健的同志才带上一点衣物。要紧的是每人身上扎一块白布，这一是用作夜间同志们识别的记号，二是在爬山上陡崖时可以用来互相牵引。我们出了西门之后，姜宗仁同志在西北褰墙上丢了一颗手榴弹，以转移敌人的目标。当时天正下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所以先头部队走错了路，到了住有敌人的村庄上了。卑怯的敌人着了慌，在几个村庄上一齐响起了稠密的排枪，因此我们就地分散开了。但是每一位同志都牢记着一个命令："往有山的地方去。"

　　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在老龙窝大会合，男女老少一个也没丢失，我们突围胜利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浮现出无限的喜悦，互相慰问和欢笑的声音此伏彼起；同时阶级仇恨的怒火也填满了每个人的胸膛。我们在这里晒干打湿的衣服，洗去身上的泥巴，在省委的领导下，又很快地组编了队伍。这支不可战胜的革命队伍，不仅没有垮下去，经过这次战斗的洗礼，反而更加强大了。反革命的野火，只是促进了革命的发展。我们虽然暂时离开了竹沟镇，但是我们的队伍继续活跃在天目山一带，活动的地区广阔了，革命的影响扩大了。

　　竹沟事变后，党决定要把我们的红旗永远插在竹沟的周围。为了实现党的这个庄严的决定，我们在这里跟国民党展开了艰苦的斗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间，我们第三次反攻竹沟时，王恩久同志去明港六十八军做统战工作走到谷山冲附近不幸被国民党杀害，这是当时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当时同志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所谓"黄花菜炒肉丝"这句既乐观又有风趣的话，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这是因为同志们没有被子盖，当睡在稻草窝里的时候，就想到革命成功的幸福生活，把稻草比作"黄花菜"，把人比作"肉丝"，权作笑谈，也体现了我们具有无限美好的理想。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继续公开的武装斗争，显然是不禾]；的，因此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以后，便转为秘密活动了，但我们始终没有停止过武装斗争。我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末，三次反攻竹沟后回到四望山的，后奉命化装到汝南地委工作，一直到一九．四二年才离开。一九四六年五师突围之后，我又回到确山地区，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展开游击战争。一九四七年，在胡友禄、吴厚民等同志的指挥下，在人民群众密切配合下，石滚河一仗，打死了反动透顶、曾猖狂攻打过竹沟的赵崇武，夺得其机枪一挺，长短枪十余支，以反革命的武器武装了我们自己。

　　从竹沟惨案到确山解放，十年之间，我们的旗帜始终飘扬在竹沟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