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三年，武汉军区和湖北省从事编写革命史工作的几位同志，曾三次来看望先念同志。在交谈中，先念同志对编写新四军第五师战史和鄂豫边区革命斗争史，讲了几个问题。这是他的谈话摘要。

　　一、要写党的路线正确，不要突出个人

　　五师创建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民族矛盾成了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全民族的抗日高潮正在向前发展。这个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根据中央的指示，八路军三大主力在华北地区逐渐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配合地方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也深入大江南北敌后，创建根据地。这种形势，对我党在中原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和创建根据地，是非常有利的。但是抗战初期，王明到武汉，领导长江局工作，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没有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没有充分利用武汉沦陷前的宝贵时间，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没有准备开展武汉外围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从政治上和组织上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这次全会后，党中央派我们到鄂豫边区，就是要我们按照党中央的路线，在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原地区，在敌我两军相持的前沿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党组织和部队坚决执行了中央路线，认真消除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终于取得了重大胜利。五师的创建、成长、壮大和取得的胜利，主要是由于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导和人民的大力支持。因此，写这段历史应该把功劳归于党中央和毛主席，归于广大人民群众，不要突出个人。

　　二、要写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

　　五师的迅速成长和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充分证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我们始终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依靠群众和独立自主的原则，同时很注意团结各方面的抗日力量。我们对国民党各派势力，区别不同情况，运用不同方式进行争取和斗争，正确掌握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

　　我们和李范一、李相符、李德纯、孙耀华、蔡韬庵等为代表的进步人士实行了真诚合作。在我到鄂豫边区之前，信阳地区的党组织和信阳县县长李德纯合作，已共同组织了一支武装力量。蔡韬庵也有一支二百多人的队伍。李范一、李相符等人组织了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和帮助。孙耀华由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委派当了应城县长，在建立应城抗日游击队的过程中，同我们党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李德纯等人后来还加入了共产党。

　　我们积极争取西北军、四川军、桂军合作抗日，友好相处。原西北军何基沣、张克侠的部队，从我军组建之日起，就通过个人关系和我们保持秘密联系，并在人员、装备、经济等方面给过我们一些援助。他们在被迫执行国民党当局的反共命令时，总是事先向我们打招呼，从未发生过真正的武装冲突，有时还供给我们一些重要军事情报。四川军孙震的部队虽然同我们搞过一些摩擦，也是出于迫不得已。他的部下有一位师长叫陈离（静珊），和我还是好朋友。我在他的师部住过好几天，他送给我们地图和一些枪支、弹药等。在当时来说，对我们的帮助是不小的。桂军是留在大别山区的主力，抗战初期同我们的关系还可以，我们的一些党员和革命进步青年参加了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等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但是，当第一次反共高潮到来时，桂军就开始同我们摩擦，打我们，杀我们的人。在抗日战争中期搞摩擦比较多，后期又稍好一点。就整个桂系来说，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但当他们一旦坚决执行国民党当局反共命令时，我们从自卫立场出发，也坚决予以还击。团结和合作都是互相的。当友军同日军作战时，我们在各方面尽量给予帮助。例如，一九四○年五月，川军一二五师一个团在安陆李家冲被日军包围了，我们主动驰援，使其得以安全突围。

　　我们对湖北省第三行政专署（鄂中）专员石毓灵这样的国民党顽固派，则进行了针锋相对和恰如其分的斗争。我到鄂中时，曾见过石毓灵，他表面上装得很客气，但是对我党我军竭尽污蔑之能事，又搬出来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那些陈词滥调。他还问我，知道不知道王坚这个人，我说当然知道，他早在鄂豫皖时期就是红军中很有名的一位领导人。石毓灵说，那个人可厉害了：“天有王坚，日月不明；地有王坚，草木不生；人有王坚，胆战心惊。”对他的这种恶意攻击、诽谤和挑衅，当然要给予严厉驳斥。后来，几次反共高潮他都积极参加了。安陆有一个国民党游击支队长杨弼卿，开始和我们合作抗日，后来受顽固派的拉拢和收买，同我们的矛盾尖锐起来，向我白兆山根据地进攻。因此我们决定打击他，一打就把他俘虏了。然后我们又客气地招待他。我说，“我们是好朋友，你太对不起人了，不该同我们作对！”说得他羞愧无言。临走时他要求给他几支手枪。我说要枪，国民党顽固派会缴去的。他说不要紧。给了他十五支手枪，不久，国民党顽固派果然把他的枪全部缴去了。我们的原则是，顽固派如果反对我们抗日，就坚决消灭他们。对应城的李又唐就是这样。但在同他们作斗争时，注意有理、有利、有节，不把事情做绝，既显出我军的军威，又尽可能争取他们一致对外。

　　在鄂东地区对李九皋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同程汝怀的斗争，也有很多生动的事例。

　　三、要写大胆到敌后去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

　　鄂豫边区是中日两军相持的前线。日军对城市和交通沿线控制很严，对广大农村控制就差一点。我们到敌后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不仅能有力地打击日伪军，而且顽固派要搞我们也不容易。如果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展，必然要同他们闹矛盾，影响国共两党合作。假使我们那样做，违背党中央确定的战略原则，不利于抗日，全国人民也不愿意，而且搞不好有被顽固派消灭的危险。因此，要不要深入到敌后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这是我们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留恋国民党统治区，不愿到敌后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

　　一九四三年一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派我和周志坚等同志率领一百多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竹沟出发，向鄂豫边敌后挺进。不久，陈少敏、朱理治和任质斌等同志也先后率领部队从竹沟出发南下，同我们会合在一起。我们到了敌后，确实发展很快。这当然同这个地区原来党的工作有一定的基础有关。还在徐州沦陷武汉危急时，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思来、叶剑英、董必武等同志的指示，中共河南、湖北省委就曾派了一批干部到豫南、鄂中、鄂东等地，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同志是抵制了王明错误的。我们南下同豫南等地的武装力量先后会合，根据中央的战略方针，说服动员一些同志坚持敌后或转到敌后去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我们到信阳敌后地区的四望山，同危拱之、刘子厚、文敏生、王海山同志领导的队伍会合时，要他们坚定不移地在豫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我们到京汉铁路东面大别山地区的狮子口，同罗厚福、贺建华等同志领导的六大队会合时，听说张体学、刘西尧等同志领导的五大队和李丰平、郑重等同志领导的八大队还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就立即派贺建华同志告诉他们转到敌后去，不然有被消灭的危险。五大队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改建的，原来叫鄂东抗日游击队。当时鄂豫皖区党委为了使这支部队取得合法名义，以便解决给养问题，经过同桂军谈判，才改称为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防区在麻城的夏家山一带，和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挨着。一九三九年九月，正当五大队根据我们的意见准备转移时，国民党制造反共摩擦，向夏家山等地发动进攻，致使五大队和地方党组织及群众遭到一些损失。五大队在“夏家山事件”发生后，迅速转移到敌后，发展很快。八大队可能未接到通知，或是别的原因，没有及时转移，结果几乎全部被国民党顽固派消灭了。我们到敌后孝感中和乡地区，原四方面军伤残干部许金彪同志在这里组织了五百人枪的队伍，诚恳表示听从党的指挥。到应山，杨唤民同志带领一支队伍也找到了我们。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我们就把几支分散的小股部队，汇集成为一支集中统一领导下的部队，并成立了鄂豫边地区的第一个主力团——新四军挺进团。

　　四、要写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我和周志坚同志率领的这支队伍，从竹沟出发就是新四军的番号，挺进到鄂豫边区更坚定不移地树起了新四军的旗帜，宣传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这以前，这个地区的党组织搞起了几支武装力量，为了取得“合法”名义，除六大队外，都还没有打出我们党所领导的新四军的旗帜。一九三九年春，我们挺进到鄂中，同陶铸、杨学诚、蔡松云、郑绍文等同志领导的抗日武装会合了。陶铸同志在武汉沦陷前，就到了鄂中，在应城汤池创办的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利用这一公开形式，培养了一些抗日骨干。武汉沦陷后，他和杨学诚等同志组织了一支抗日武装，发动游击战争。我们到鄂中不久，陈少敏同志从竹沟带干部和部队二百余人也来到了安陆的赵家棚。一九三九年六月间，我们在京山的养马畈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分析了边区的抗日形势，研究了如何创立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主力部队，进一步贯彻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讨论了公开树起新四军旗帜的问题。经过认真反复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决定取消利用国民党或其他势力的部队番号，统一和整编豫南和鄂中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成立了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高举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旗帜，解决了我们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的问题。陶铸同志没有能参加这次会议。杨学诚同志在会上所起的作用要加以肯定。这次会议，对五师和边区的创建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就要冲破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限制，同它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作各种形式的斗争。不能什么事情都要通过国民党，不能他让干什么才去干什么，不让干就不敢去干。总之，不能束缚自己的手脚。我到鄂豫边不久，就看到了国民党中央颁发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我们不理它那一套，放手发展自己的抗日力量，壮大自己的军队，深入发动群众，巩固扩大自己的根据地。当国民党军队向我们发动进攻时，我们一方面公开提出强热抗议，揭露顽固派的罪行，教育人民和部队；另一方面随时进行自卫战争，坚决打击那些专门吃摩擦饭的家伙。我们的这些作法，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年给东南局的指示中，即《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文，给了充分肯定。

　　五、要写党对抗日武装力量统一领导的重要性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竹沟惨案”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日益嚣张。在这之前，根据党中央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朱理治、任质斌同志已率部队和大部分干部六百余人撤离竹沟来到四望山，同我和陈少敏等同志一起，召开了豫南、鄂中、鄂东的党和部队的高级干部会议，讨论边区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与指挥问题。当时，我们同日、伪、顽分割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很激烈，党的各种力量如果不统一领导，协力战斗，就有被敌人各个击破和消灭的危险，所以统一边区党和军队的领导就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四望山会议根据中原局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建立新的鄂豫边区党委，统一管理原豫鄂边区党委、鄂中区党委和鄂豫皖省委的鄂东地委党的工作。由陈少敏同志任代理书记。同时将这三个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起来，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建立了纵队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纵队委员会。由朱理治同志任纵队政治委员兼纵队委员会书记，我任纵队司令员，刘少卿同志任参谋长，任质斌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不久，朱理治同志回延安，由任质斌同志代理政委和书记职务。至此，鄂豫边区的党组织和部队实现了全面统一。

　　一九四○年八月一日，我们在白兆山召开了一次军政干部大会。会议的内容主要是从思想上解决个别领导干部的分散主义和违反纪律的错误倾向。我在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从总结部队作战的经验教训中，说明部队集中统一领导和指挥的重要意义，并对不服从统一领导和指挥的个别同志进行了批评。经过这次会议，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一步加强了边区党对军队的领导。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发布命令：陈毅同志任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同志任政治委员，新四军部队整编为七个师。豫鄂挺进纵队奉命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任命我为师长兼政委。六月间，五师在白兆山召开了全师政治工作会议，强调要继承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切实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建立和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这样，新四军第五师就成为一支驰骋中原敌后战场的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了。

　　六、要写人民群众的支持

　　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只有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组织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鄂豫边区是孤悬于敌后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又被日、伪、顽分割为几十个“豆腐块”，敌、顽、我“三角斗争”十分激烈。在如此艰苦的敌后环境里，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部队要生存和发展，要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那是不可想象的。当时，边区的抗日人民战争，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的民兵、自卫队为基础，以主力为“拳头”，去战胜敌人，夺取胜利的。在群众的支持下，五师的部队善于独立作战，几个干部带上一支小的部队就能在敌后同敌人扭打。地方干部也会打游击。当敌人向我根据地“扫荡”的时候，常常有人向我报告说是某某县委书记不见了，某某区委书记“失踪”了，某某部队被敌人包围了。我就讲：“不要紧，敌人退了，他们就会钻出来的。”果然敌人一退就都钻出来了。在群众的掩护下，我们在同日、伪、顽只隔一条路或一条河的三角地区设立医院，安置伤病员，住上几个月或者一年，敌人也发觉不了。我们的部队得到边区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敌、顽夹击中，无论是打游击战还是打运动战都很自如了。

　　这种奇迹的出现，当然首先是因为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自卫战争，它的群众基础很广泛；但同时也是和我党我军认真开展群众工作分不开的。这里的人民群众经历了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洗礼，富有优良的革命传统。在抗战中，我党我军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在根据地内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在农业税方面，实行低税制，把主要收入放在同武汉和大后方的商品交换的税收方面，这样既减少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又增加了对敌斗争的财政收入。机关部队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帮助群众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增加经济收入。至到今天，安陆县还保留着当年修的汪公渠，湖区保留着围田，山区保留着这个塘、那个堰。我们还组织了各种群众团体，进行了群众战争动员，做到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极大地调动了边区人民的抗战和生产的积极性。这是五师取得生存发展、夺取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七、要写团结是争取胜利的保证

　　五师的创建和发展与华北、华东的部队不同。华北、华东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有成建制的红军部队做基础，而五师在创建时期则完全没有成建制的红军部队做基础。五师是在广泛开展群众性武装抗日斗争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汇合豫鄂两省许多支地方武装力量而发展起来的。这些武装力量大小不一，开始分散在各地各自为战，互相间没有或者很少联系，但是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几次整编统一起来之后，都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互相配合，协同作战，没有什么山头之分，门户之见。虽然也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经过批评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都比较好地解决了，始终没有影响团结和战斗力。

　　五师干部，真可以说是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其中，一部分是参加过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干部，约有一百多人。这些人大多是党中央从延安派出来的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干部和在当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干部；一部分是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这些大城市沦陷前后撤退出来的白区党的干部，他们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再一部分就是在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中，新涌现出来的一大批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此外，钱瑛同志也给我们输送了一些干部。党从重庆还派来了一些干部。我们对干部的使用，是“任人唯贤”、“人尽其才”。为数不多的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大都放在团以上主要军政领导岗位。他们在作战和建军中起带头和骨干作用。同时又配备了一批有党群工作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主持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参谋工作。由于五师部队发展很快，需要的干部越来越多，我们又通过办教导队、抗日军政大学十分校，培养了大量新的军政干部。这些人年轻有为，朝气蓬勃，富有创造精神，经过老同志的传、帮、带和实际工作的锻炼，很快就成长起来了。总的来看，五师在处理新干部和老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关系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这里我还要说一下，五师知识分子干部是很多的，他们为五师和根据地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五师干部来源这样广泛，各自出身不同，工作环境各异，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都能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互相爱护，团结一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努力奋斗。

　　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干部的团结，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写史时，应加以充分反映。

　　八、要把竹沟的作用写够

　　应该把竹沟的作用写够。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河南省委机关曾设在竹沟。竹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中原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一个立足点，又是新四军发展的一个出发点。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新四军第四师和第五师的基干部队都是从这里出发，汇合各地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河南省委在这里办过教导队、党训班，先后培养了三千余名青年干部扩大了留守处基干的武装部队，对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开展了很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刘少奇同志领导中原地区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时，在竹沟驻过一个时期。在竹沟工作过的还有朱理治、陈少敏、彭雪枫、王国华等同志，健在的有周骏鸣、张旺午等同志。

　　七里坪留守处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坚持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八军是在这里集结后东进抗日的，五大队、六大队也是从这里开始发展起来的，湖北省委在这里还培训了一批干部。应城汤池在聚集革命力量、训培党的干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等方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对于湖北省委在七里坪和汤池时的工作，历史上都应作相应的记载。

　　九、既要写成绩又要写缺点

　　五师和鄂豫边区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积累了丰富经验，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但是，五师和鄂豫边区在发展过程中也有失误，也有教训，写历史对这方面也不应当回避，这样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一九四四年初，有个别同志一度认为五师战斗太频繁，边区根据地发展太快，因而提出了“以巩固为中心”的工作方针，强调要“减少战斗频繁”，实际上是搞收缩，影响了根据地的扩大和自己力量的发展。当时，对此是有争议的。开始我没看出这个方针有什么问题，后来跑了一些地方，看到根据地被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抢占去不少，觉得不对头，就怀疑这个方针了。尽管有许多同志反对这个方针，但没有彻底纠正过来。同年日寇发动河南战役之后，在片面强调“以巩固为中心”的思想影响下，我们有一次很大的失误，没有集中主力沿平汉路向河南敌后发展。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了，日本帝国主义作垂死挣扎，妄图打通平汉和粤汉铁路线，发动了河南战役，打垮了国民党四十万军队。在四十四天中，敌人占领了郑州和湖北老河口等四十五座城镇。这时，中央决定以八路军太行、太岳、冀鲁豫军区各一部南下，以新四军第四师西进，五师向北发展。随后，中央根据鄂豫边区党委的意见，考虑到五师的财政困难和干部短缺等问题，同意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以原地区巩固为主，发展河南及湘鄂赣工作为辅的方针，但是仍然希望我们能相机沿平汉路向北发展，以求和华北的八路军打通联系。我们由于只注意了巩固原地区，没有派大部队向河南发展，仅派了一支一千二百人的部队进到豫中嵖岈山一线。虽然开辟了淮北新根据地，恢复了郭山冲一带老根据地，以后又争取了国民党河南游击十三纵队程耀德五千人的起义，但是没有很好地完成向河南发展控制中原的战略任务。我们在鄂豫边区，原来天天讲“孤悬敌后”，总是千方百计想和华东、华北根据地打通，敌人发动河南战战役后，为我们造成了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的好条件，我们没有全力以赴地去发展，失去了和华北联成一片的机会。那时湖北的形势，留一万人是那样，留两万人、留五万人也是那样。在讨论发展河南的会议上，我很欣赏张执一同志的那一炮。他说，要“倾巢而出”！这当然是极而言之的话。如果当时能派出足够的兵力发展河南，我们不仅能同华北根据地打通，而且还能进一步壮大自己，扩大回旋余地。

　　写历史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既要写成绩，又要写缺点。不要写成“老子天下第一”；写缺点，也要有分寸。这样才符合历史实际，内容也显得丰富。在写党内矛盾和分歧时，要讲怎样正确解决这些矛盾和分歧，总结历史经验，使我们党和军队更加团结。

　　十、要正确评价中原突围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进入了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时期。蒋介石依仗美帝国主义的支持，经过长期的准备，扬言要在三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全部人民解放军。我们党由于采取了正确方针，自己的力量发展也很快，到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人民解放军已有一百二十多万，并形成了六个大的作战区域，即晋冀鲁豫、华东、东北、晋察冀、晋绥、中原六大解放区。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因此，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如果有人认为中原突围是失败了，那是他不了解历史情况。

　　中原解放军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原新四军第五师和王震、王首道等同志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王树声、戴季英等同志率领的嵩岳军区部队，王定烈等同志率领的晋冀鲁豫军区水东部队组成的。还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王震、王首道等同志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率领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渡过黄河，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到达鄂豫边同五师会师。随后，又跨过长江到湘鄂赣和湘粤赣边去开辟抗日根据地，以达到北和鄂豫皖边区的五师、南和广东曾生同志领导的东江抗日纵队连成一线的战略目标。他们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以无比惊人的毅力和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南征北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日本投降后，由于时局和中央部署的变化，他们又北返，和我们在中原重逢。王树声、戴季英等同志率领的部队，也是经过艰苦奋战才从嵩岳地区到达桐柏山区的。三支主力部队会合后，正式组成中原军区。这几支兄弟部队互相学习，互相支援，团结一致，并肩战斗。

　　在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六年六月的十个月时间内，中原我军的六万英雄儿女，把国民党三十余万军队牵制在中原地区，这就有力地支援了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兄弟部队，为做好迎击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赢得了宝贵时间。如果不是为了牵制敌人，当我们结束了桐柏战役后，部队一直向东走，最多五天就可以到达苏皖解放区。那时跟在我们后面的国民党部队只有一个军，打过去毫无问题。后来突围，是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行动的，是有准备、有计划的战略牵制和转移。一九四五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时，准备让出的八个解放区就有湖北和河南。随后，我们让王震同志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请示行动方针。毛泽东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他说，国民党反动派对待我们的原则是：“能消灭的则坚决消灭之，现在不能消灭的则准备条件将来消灭之。”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还估计到中原解放军是要吃苦的，要准备做出重大的牺牲，但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非常及时，非常正确，使我们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一九四六年突围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六月二十三日的电报中说：“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我们突围后，毛泽东同志又在七月十五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我们打电报，对这次突围作了正确评价。他说：“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十月，毛泽东同志在《三个月总结》中又说：“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以中原突围为起点，截至一九四七年二月，中原解放军又在敌后转战了八个月，继续牵制了国民党二十四个以上的正规师和大量保安团队，既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做出了贡献，又紧密配合了华北、华东各兄弟部队的胜利作战。

　　我们能够胜利地突出了敌人的重围，这是因为我们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一支党领导的坚强的部队和支持我们的人民，还有兄弟部队的支援和配合。中原突围战役中，广大指战员为了解放战争全局的胜利，英勇奋战，做出了重大牺牲。在国民党几十万部队的重重包围的极其险恶的情况下，还能保留下来近两万人，这是很不容易的。比如：张才千、李人林同志率领千余人，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越汉水，跨长江，进到湘鄂川黔边开展游击战争；皮定均同志率领几千人向东突围后，胜利地进入了苏皖解放区；张体学、刘昌义、王定烈、何耀榜、刘名榜等同志率部在大别山地区，罗厚福等同志率部在鄂西北地区，文建武、汪锋等同志率部在豫鄂陕地区，都是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在极其艰苦和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坚持和开展游击战争的。这些保留下来的经过千锤百炼的党的干部和武装力量，后来又在反攻中原、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中立下了新的功绩。

　　当然，在准备和实行突围的过程中，也有缺点和错误，这主要责任在我。首先，在突围前对全国迅速发展的形势认识不够，估计不足。中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他们决不会甘心让我们呆在这里的。对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我们是有认识的，对他们要打内战是有思想准备的，尤其是王震同志从延安回来传达毛主席指示以后，思想上更明确了。其他解放区可能会有一段和平时期，而中原解放区则不可能，必须立足于打。但是，当国民党的三十余万军队，把我们包围在方圆仅两百里的宣化店地区的时候，个别负责同志曾散布失败情绪，说什么“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打也打不赢，走也走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领导干部中加强对形势的研究和分析，正确估计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统一思想，克服错误思想情绪，坚定胜利的信心，并动员军民充分做好打的准备，但当时这一点做得很不够。其次，在突围前，对地方党组织、政权、群众工作怎样积极转入地下，缺乏周密的准备，抓得也不得力，尤其是对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认识不足，部署也不周，因此根据地受到的损失比较大。这些经验教训都应该总结。

　　对中原突围，如果由于不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有些误解，可以原谅；如果脱离历史实际凭想象说，就不妥当了，既不利党内、军内的团结，也对不起在突围中死难的烈士。

　　编写战史和革命史，特别要注意的是：既要把历史事实讲清楚，又要有利于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这是至关重要的。这就要认真坚持党性原则。任质斌同志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新四军第五师是怎样成长壮大和完成她的历史任务的？》对五师的历史和经验作了很好的概括。在五师和鄂豫边区工作过的健在的老同志很多，可以去人或去函了解，请他们回忆当年的情况。

　　由于事隔几十年，很多事情记不起米了，能回忆起来的也不一定很准确。上面讲的几个问题，供写五师战史和鄂豫边区革命史的同志们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