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罗炳辉同志诞生100周年，党中央、中央军委，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昭通地委，彝良县委都很重视。尽管他离开我们已经51年了，但他在革命战争年代所立下的汗马功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群众都没有忘记。中央给了他很高的评价，江泽民同志于今年7月18日亲笔题了词：  “人民功臣罗炳辉将军”。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今天又召开了这样隆重的纪念座谈会，并在昭通建塑了罗炳辉同志的铜像，还编撰出版了《罗炳辉将军画册》、  《罗炳辉传》和拍摄了电视片。在彝良已建立多年的罗炳辉同志纪念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故乡人民对罗炳辉同志的深情厚谊，实在感人至深。作为罗炳辉同志的亲属，我要借此机会，向云南省各级领导、各位同志以及家乡的父老乡亲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和炳辉是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在延安相识的。当时，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我在延安抗大学习。1937年9月，我们在延安结婚。

　　1937年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以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南京失守以后，国民党政府搬到了武汉。武汉成了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大多数在这里。由于炳辉出身行伍，曾经参加过讨伐袁世凯的护国运动、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在军界有许多老熟人、老同事。于是，同年12月，组织上就派他到长江局工作，以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身份，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做军事统战工作。1938年2月，我从延安抗大毕业，也来到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工作。

　　炳辉工作非常繁忙。他经常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出席各种会议、集会，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宣传八路军的抗日战绩，经常要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来；有时回来后还要去找周恩来同志汇报研究工作。他常对我说：  “恩来同志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老师。”

　　炳辉在武汉工作的10个月中，无论是出席军政界上层会议，还是出席各种集会和宴会，总是保持着共产党人的艰苦朴素作风，与国民党官场腐败、将骄官奢的腐朽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一次军政界宴会上，一个国民党军官嘲弄地说：  “堂堂红军军团长、八路军副参谋长，这么寒酸!”炳辉立即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  “如今是国难当头，沦陷区父老兄弟姐妹水深火热，前线将士缺衣少饷，我罗炳辉能穿这一身，够阔气的了。老兄，我们共产党可不兴吞兵饷、喝兵血啊!”说得那人面红耳赤，无地自容。

　　当时，我们生活上是很艰苦的。1938年4月，因工作需要，组织上发给炳辉夏季服装费20元，他用这笔钱做了两套深灰色卡叽布人民装，买了两件衬衣、一双皮鞋和一顶凉帽。平时每个月的津贴，他是5块钱，我是3块钱。我们保持延安作风，保持老红军的光荣传统，在客观上也是打“政治仗”，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真正的抗日救亡队伍，是真正全心全意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有一些对我们党比较友好的人士和炳辉的好友到我们家来玩，对我们说：  “你们生活太苦了，身边还有一个孩子（指罗镇涛），需要用钱。我们想大家筹集一笔钱，或者买些东西送给你们。”对此，炳辉一概婉言谢绝，分文不受，使友好人士十分感动。

　　有一次，一个滇军的旧友对炳辉说：“你们的生活太苦了，我看你还是应该回到原来的部队去，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升官发财了”。炳辉理直气壮地回答说：  “你的话错了，我好不容易摆脱了国民党腐败的军队，参加了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大道，要我走回头路是不可能的。我要奉劝大家，应该考虑考虑你们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了，抗战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的，这个胜利是属于人民的。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抗日，打内战，当然难逃失败的命运。所以，现在不应该是我回去，而是你们应该到我们这里来，和我们一起抗日。如果你们不抗日，打内战，最后失败了，当了俘虏，还是要过来的。”炳辉这番斩钉截铁的话，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在做统战工作时，炳辉和蔼可亲，诙谐幽默，面对国民党的恶意挑衅，他则态度严肃。有一次在一个集会上，炳辉遇到一个国民党军长，那个军长说：  “罗将军，在长征路上，我带的队伍跟你打过一仗，你打胜了，我打败了，但我不服气，到现在也不服，我的人比你的多，武器比你的好，指挥也没有失误，我建议我们各自带自己原来的部队，找个地方再打一仗，看看谁胜谁败。”炳辉微微一笑，豪迈地说：  “败了就败了，有什么不服气的，再打一仗也可以，不过我可以断言，不管怎样打，你最终仍然是我的手下败将。”这个国民党军长听了面红耳赤，狼狈不堪。炳辉又说：  “现在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我们还是携起手来，一起去打日本鬼子吧。”

　　1938年9月底，炳辉离开武汉，去延安出席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日军沿着长江向西猖狂进犯，10月25日武汉沦陷。在武汉沦陷前，党中央就决定派他到新四军工作。12月底，我们到达安徽省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1939年元旦后，炳辉去苏南茅山地区与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同志会合，他任第一支队副司令员。

　　1939年2月，周恩来同志到云岭视察工作时，制定了新四军的战略方针：  “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为了贯彻“向北发展”的战略意图，4月19日，炳辉奉命返回云岭军部。不久，我们就随叶挺军长渡长江北上庐江东汤池。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后，7月1日，新四军第五支队成立，炳辉任司令员。8月，炳辉率部跨过津浦铁路，向东挺进，揭开了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序幕。

　　新四军第五支队初到淮南时，兵力只有3000多人。敌强我弱，无论是人数上，还是武器装备上，差距很大。这时，炳辉思想压力很大，他曾经说过，搞得不好，还有可能被他们赶走。因此，他狠抓备战训练，多次组织练兵运动，经常晚上还要研究新的练兵措施。他以无产阶级军事家的胆略和气魄，根据淮南地区的实际条件和作战特点，因地制宜，创造出了一整套的练兵方法。在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们的部队在战争中迅猛发展壮大，仅仅5个月，第五支队就从3000人发展到5000人。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二师兼淮南军区已拥有近5万大军。可以说，为了军队的发展壮大，炳辉耗尽了心血。

　　炳辉治军严格，带兵有方，部队战斗力不断增强。他能打仗是出名的。经他研究出来的“梅花战术”起了很大的作用，比较著名的战例，如：三打来安城、半塔保卫战、开辟淮宝打小刀会、路东反“扫荡”、反“点”“线”作战中的金牛山战斗，还有津浦路西的几次大规模反顽作战等等，都在我军军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在1940年3月的半塔保卫战中，韩顽趁炳辉带五支队主力到津浦路西反击桂顽之机，以万余兵力进犯半塔。我军驻半塔集的直属机关只有教导队和二营五连的兵力及民运工作队30多人，我们动员了100多人的志愿军，自带枪支武器和干粮，住在战壕里，坚守了8天8夜，敌人的冲锋号一次又一次地吹响，但就是攻不上来。在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半塔集巍然屹立。炳辉在路西打了胜仗，马不停蹄回援半塔，一鼓作气把韩顽打到三河以北。陈毅同志对半塔保卫战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  “半塔保卫战是固守待援的成功范例。”在1940年9月路东反“扫荡”中，我们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敌人以万余兵力分兵7路向皖东合围，压向我根据地，还出动了24架飞机、10门大炮、30多条汽艇。当时炳辉在淮宝，我在西高庙区担任区委书记，做地方工作，日伪军的多路进攻，使我们与军队和县委失去了联系，我们就地坚持打游击一个多月。炳辉率部从淮宝急返路东，运用他创造的“梅花战术”，猛烈冲杀，昼夜不停地打击敌人，使日本侵略者疲于奔命，损失惨重，只得草草结束“扫荡”，退出我根据地。

　　长年紧张的征战和过度的劳累，使炳辉积劳成疾，患了胃病、高血压症，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尤其是1943年到1945年，曾多次昏迷病倒，但他还是经常带病到前线指挥，谁也劝不了他。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1945年10月，炳辉奉命北上山东，转战鲁南。1946年4月任新四军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协助陈毅同志指挥华东战局。1945年下半年，医生们诊断后一致认为，炳辉必须离职治疗和休养，不能继续担任紧张的指挥打仗工作，待病好后再定工作，并且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军部领导也为他安排了较好的休养环境和医疗条件。在他的病情有所好转时，他自己非常高兴，对我说：  “等到革命胜利后，我要向组织上请求，回到云南去工作，把云南建设好，使云南人民过上好日子”。他非常怀念他的父亲和家里的亲人，他的父母一生勤劳，受尽了地方豪绅的剥削压迫，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就贫病交加地离开了人间。他父亲临终前，连亲生儿子也没有能见上一面。去世后，还是昭通邮电局的温先生赞助了一些钱，才料理了后事。当炳辉听到这些情况后，当场就痛哭不已。他说，他要为父母建造石碑，以教育后人。建国以后，在云南省民政厅和有关部门的大力帮助下，老人的石碑已建好了，了却了炳辉生前的遗愿。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向苏、鲁、皖各解放区猖狂进攻，炳辉带病挂帅上阵，奔向自卫战争的最前线，打了大胜仗，消灭了枣庄敌军，又在前线指挥所主持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做新的战斗部署，深夜散会后突然发烧、昏迷，在送回临沂途中，21日在兰陵不幸逝世。噩耗传来，我悲痛欲绝。炳辉的去世，使党和人民失去了一个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使我失去了志同道合的战友和伴侣，也使幼小的孩子们失去了他们亲爱的爸爸，使我痛不欲生!

　　炳辉离开我们已经51年了，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他的丰功伟绩被世人广为传颂。他的遗愿也已经或正在变为现实。如果他还有所知的话，对于党中央、中央军委、云南省委、省政府对他的评价和纪念，对于现在的大好形势，他一定会含笑九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