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挺进!挺进!

　　让我们高唱着革命的歌声，

　　沿着江汉两岸、豫鄂之边，

　　誓把日寇消灭净!

　　《豫鄂进行曲》

　　一

　　1939年1月17日，一场大雪刚刚过去，先念同志就率领我们冒着严寒，踏着冻雪，从当地被称做“小延安”的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出发南下，向着敌后的武汉外围进发。

　　我们这支队伍，由新四军竹沟留守处的一个90多人的中队和60几名由区党委调来的干部组成。武器只有一挺重机枪、90多支步枪和几十颗手榴弹。为了便于进行统战工作，部队对外番号是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先念同志任司令员，我当参谋长。因为先念同志原为红四方面军的名将，恐一时声张出去，部队太小，有碍行动，故化名李威。

　　当时武汉已沦陷两个多月，全国抗战正面临严重和困难时期。武汉外围的大片沦陷区内遍布着日寇据点。参加所谓“武汉会战”的40万国民党正规军和十几支土顽“游击队”，都溃散在武汉外围的群山深处。数十万地主反共游杂武装——顽伪两面派，盘踞并控制着沦陷区的广大乡村。他们各据一方，鱼肉人民，飞扬跋扈，气焰嚣张。在那群魔乱舞、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由于王明拒不执行中央关于在敌后放手发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指示，反而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并把大批党员、干部集中到大城市里，放弃了广大农村阵地，因此，不仅没有把游击战争迅速发展起来，而且使原来在各地坚持斗争的零散武装也失去领导，形成自流状态。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了纠正这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及时地对开展鄂豫地区和武汉外围的游击战争做了安排，并从延安派来了一批干部同志。先念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受党的委派前往武汉外围敌后，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迅速汇集、扩大抗日武装，以便统一指挥，并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鄂豫游击战场的。我们这支高举抗日旗帜的队伍，就像一只敢于搏击风浪的海燕，振翅高飞，准备迎接暴风雨的考验。

　　进军的第三天下午，我们就碰见了一只拦路虎。当时，西北风呼呼地刮着，太阳隐没在灰蒙蒙的云层里。我们到达雄踞在鄂豫边界的四望山麓龙门新店。这里群峰耸立，连绵不尽。我们南下必经的一条隘道为这里的悬崖峭壁所夹峙。隘道入口处，有一道镌刻着“龙门”两个大字的石门。走不多远，进入一个20多户人家的村庄，忽然发现一个持枪的哨兵站在一座高大的石屋门口。接着一个戴着少校军衔的国民党军官走了出来，高喊：

　　“哪一部分的?”

　　“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

　　“哪里去?”

　　“到敌后打日本鬼子!”我们理直气壮地答道。

　　“没有上级的命令，不能通过!”

　　“为了抗日，中国的地方，我们哪儿都可以去，谁也拦不了。”

　　他来一句，我们顶一句。最后他们被驳得哑口无言，只好改口道：  “我做不了主，要请示我们的吴司令。”说着转身进屋。

　　“队伍停下。”先念同志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里住的是国民党的一支“游击队”，司令叫吴少华，手下有几百喽罗，全摆在两边山上。

　　片刻，那家伙又回来，神气十足地说：“你们谁是司令?”

　　先念同志从容不迫地说：  “我就是司令。我们去敌后抗日，路过贵军防地，希望协助，不要无理取闹。”

　　那家伙一见我们司令出面，声气小了不少，毕恭毕敬地说：“吴司令有请。”

　　同志们一听都耽心地看着先念同志，我说：  “司令员，这虎穴不能闯啊!”

　　先念同志镇静地紧了紧皮带，摸了摸风纪扣，说：“不要紧，我去。你在外边好好掌握部队，相机行动!”说完，大步随着那位少校走进屋内。

　　这时，同志们都屏着呼吸，盯着那黑洞洞的大门。一会儿，大门口突然摆上了6道岗哨，12个哨兵都亮起了光闪闪的刺刀。那个少校带了一个穿黄呢军服的大烟鬼出来，又神气十足地说：“我们的参谋长来了。”

　　大烟鬼两手往腰里一叉：  “你们是非法的，不能过去!”

　　一听这话，我心里顿时火起：  “什么叫非法?!我们新四军是堂堂的抗日队伍，你们敢破坏抗日?!”说着我愤怒地脱掉身上的棉军服，一手抓了一颗手榴弹，转身命令部队：  “马上展开，一排把机枪对准大门口，二排占领右边高地，三排占领左边山头!”

　　战士们闪电般地把顽军司令部包围起来。

　　大烟鬼一看势头不妙，急忙钻进屋里汇报去了。隔不一会儿，他又像一只好斗的公鸡，从屋里跳出来，转动着贼眼摆来摆去。看着他那副神气样，战士们吼叫起来：“快把我们的司令员送出来!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

　　摆来摆去的大烟鬼这才灰溜溜地缩进屋里，再也不敢露面了。

　　先念同志带着警卫员走进顽军司令部后情况怎样了呢?后来据他的警卫员说，当先念同志不慌不忙地走进顽军司令部时，那位吴司令大腿架在二腿上，坐在那里摆架子。先念同志沉着而威严地把棉衣一脱，胸前露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黄边一杠三朵花的上校军衔。吴司令一见，连忙站起来让坐，倒茶，递烟，还装模作样地说：  “不知阁下驾到，有失远迎，望李司令多加原谅。”这家伙的态度之所以突然改变，是因为他胸前佩带着的是黄边二花的中校军衔，先念同志的军衔正好压住了他的。

　　“我们是到敌后抗战的。”先念同志笑了笑说：  “不知此地是贵军防地，未曾取得联系，还望吴司令谅解啊!”

　　接着先念同志严肃地说：  “我看贵军防守地的两边山上都是士兵，莫非……?”

　　“不!不!那——是演习，请不必多虑。”吴司令尴尬地辩白着。

　　“那就好，就请你派人送我们出警戒线吧。”

　　“那是当然!不过，请再休息片刻。”吴司令露出了狡诈的神色，他们的参谋长此时慌忙跑进来咬着他的耳朵，嘀咕了一阵子。

　　“不!”先念同志威严地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们要赶往敌后抗日，不便久留。”

　　这时，我们战士的怒吼声也清晰地传进了他们的司令部，吴司令只得悻悻地命令他的王副官主任护送我们出防地。

　　肥头大耳的王副官主任陪着先念同志出来了。他陪着笑，摇着手，向我们喊到：、“兄弟们，别误会，请集合队伍走吧!鄙人奉命护送贵军出防地。”

　　我派了两个战士紧盯着那位王副官主任，让他走在部队中间。他一边走一边向两侧山头上喊：  “兄弟们，别误会，这是新四军到敌后抗战打日本的，吴司令派我送他们出境。”

　　这样，我们安全地离开了顽军的警戒线。

　　“好，谢谢你!”先念同志站在山坡上，对完成任务的王副官说：  “回去告诉你们吴司令，希望今后多联系，团结抗战，把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鬼子赶出国土!”

　　王副官主任连连点头称是。

　　行军途中，同志们纷纷议论：  “顽固派真是孬种，欺软怕硬。”“这家伙，敬酒不吃吃罚酒，自讨没趣。”“今天便宜了他们，没有狠狠揍他～顿。”

　　先念同志听了，意味深长地说：“同志们，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我们后面困难还很多。今后更好地掌握党的政策，依靠群众，才能应付任何复杂的情况，在敌后立足生根。” 

　　二

　　离开龙门新店，只见那高耸入云的山峰，披着皑皑白雪，远远望去，就像一个身穿铠甲的武士，巍然屹立。

　　四望山，是红军坚持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时经常活动的地方。武汉沦陷后，这里很快就燃起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但由于右倾错误的影响，没有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这些星星之火没有形成燎原之势。

　　一路上，我们跨过了一道道冰封的河川，攀越了一座座险峻的山岗。先念同志穿着和战士一样的绿色粗布棉军装，打着绑腿，健步走在前面。

　　在信阳附近的四望山麓，我们和中共信南特委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信阳挺进队会合了。这些坚持在敌后斗争的同志，早就盼望能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盼望能得到上级党的指示。这次先念同志带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和中共中原局的指示来了，他们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先念同志详细地传达了中央全会决议和中原局的指示，然后同特委的同志一道，具体研究和部署了信南地区下一阶的工作。

　　特委的同志高兴地说：  “这次党中央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明确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我们的方向明了，信心足了，今后一定要好好干一场!”

　　信阳挺进队，是我们挺进敌后会合的第一支党的抗日武装。当日寇侵入信阳，国民党正规军潮水般溃退时，他们曾在鄂豫平靖关一带勇敢地同日寇作战。这次他们特地把战斗力最强的第一中队，编给我们的队伍一起行动。我们这支新四军独立挺进大队成了一支300多人的队伍。

　　当时，信阳已经沦陷，平汉线上布满了日寇的据点。为了联系敌后党的零散武装，鼓舞敌占区人民的斗志，先念同志把我叫过去说：  “志坚，组织上决定派你带部队插进大别山，在信（阳）、罗（山）一带进行一次侦察游击活动，主要任务是联系地方党组织和党的零散武装。”我一听说让我去大别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那里是我的故乡。我随红军长征后，已有十年之久没有见到自己的家乡了。

　　“什么时候出发?”我急不可待地问。

　　“立即出发。”仿佛是看透了我的心意，先念同志闪动眼睛瞅我：“没有意见吧!”

　　我响亮地回答：“坚决完成任务!”

　　那是一个连星星也看不到一颗的寒夜，我带部队从敌据点柳林车站附近跨过平汉铁路，进入大别山。就象一个远游归来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我脚踏着大别山的土地，心里感到无限温暖。我睁大眼睛，透过朦胧的夜色，竭力搜寻着记忆中大别山的苍翠松柏，搜寻着那住着红军妈妈的低矮农舍。然而，由于日寇铁蹄的践踏和国民党军队的摧残，呈现在我眼前的却是秃秃的荒山和断壁垣的村庄，大别山，被糟塌得面目全非了。瞧着这一切，我不禁怒火满腔。

　　深夜，我们在离铁路15华里的新街宿营。在群众的帮助下，找致了地方党的负责人蔡韬庵同志。老蔡是个知识分子，他很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当地情况。通过他的关系，我们又同活动在柳林车站以东的当谷山、灵山冲一带的铁路破坏大队会合了。这支人民的抗日武装，是在武汉沦陷后，由平汉铁路工人组成的，武器装备也不错。部队里建有我们的党支部，大队政治部主任石建民任书记。

　　同时，此地还有一支伪军——甘润民大队。他们有百七十多人，在这带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破坏大队要求我们消灭这股伪军。我们经过一番缜密的侦察后，一举全歼。缴获机枪3挺、步枪120多支，为大别山人民除了一害。

　　完成插进大别山的任务，在返回四望山的归途中，我们突然与一小股日本鬼子遭遇。先是，从南边传来隆隆的响声，接着就见一辆涂着太阳旗图案的铁甲车从柳林车站驶来。我同大队长谭子正商量了一下，决定打一个埋伏。于是命令部队埋伏在铁路两旁的山坡上……

　　敌人的铁甲车象头蠢猪一样闯来了，车上满载戴铁盔的日本鬼子，他们笑着、唱着歌。看着看着，铁甲车钻进了我们的火力网。我一声怒吼：“打!”机枪、步枪立即咆哮起来，子弹、手榴弹象雨点般地飞到车上。鬼子的谈笑声和唱歌声倾刻间成一片哭喊声，死的死，伤的伤，铁甲车拖着败兵，狼狈地向北逃窜。

　　打了这一仗，我们部队的士气更旺了。战士们说：“原来这些豺狼是假老虎。”“就是真老虎我们也敢打。”

　　我们穿过铁路，继续前进。此时，淅淅沥沥下起雨来。寒风夹着冷雨，劈头盖脸地向我们打来。深夜，我们在离铁路20华里的青石桥宿营。为了不打扰群众，干部、战士们都住在古庙里。同志们围坐在一起，一边烘烤湿透了的衣服，一边笑谈着几天来打汉奸、打鬼子的胜利，谁也没有一丝倦意。看到这情形，我心里又高兴，又担心，担心一旦再遭到敌情，没有休息好怎能打好仗。于是我下了一道命令：“统统围着火睡觉!”

　　黎明时分，挨过揍的敌人，果然跟踪来了。一发从东边山上射来的炮弹，落在我们宿营古庙后爆炸了，紧接着机枪也在同一方向吼叫起来。我们立即向西转移，敌人盲目地打了一阵枪炮，没敢追来。但是，鬼子的这一挑衅，激起了战士们的愤怒。走在我身边的一个战士说：“狗娘养的，来吧，好让老子再打一个埋伏!”

　　中午，我们到达信（阳）应（山）公路边。劲疾的北风，把电线刮得嗡嗡地响。这使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破坏敌人的电线，把敌人调出来，揍它一顿。我的想法立即得到大队干部同意。我们选择地形，埋伏部队，在一片开阔地段把电线卡断。

　　不到一个小时，鬼子果然上当。十多个日本骑兵，带着器材和工具来修复电线。当他们跳下马来，正要动手修理时，我们突然一齐开火。击毙三名，打死、打伤战马四匹，其余的鬼子，狼狈逃回信阳城。

　　我们胜利地返回了四望山。先念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高兴地说：  “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不仅联系上了党的组织和抗日武装力量，还主动以响亮的枪声，在敌后宣传抗日，很好!”首长的表扬，使同志们情绪更加高涨。

　　春节前夕，先念同志又命令我们沿铁路西侧南下，到应山地区活动，任务和前次一样。

　　我们到达应山县城西北的余家店，又同日本鬼子干上了。

　　那天上午，我们正驻扎在余家店南面山头上的一座大庙里，等候派去与地方党联络的同志带回消息。忽然几十发炮弹在我们驻地北面爆炸了。

　　“日本鬼子来了，准备行动!’’我一面下着命令，一面带着一个司号员跑到一个土地庙的松树下，用望远镜观察。只见十余个鬼子，配合几十名伪军，正向西“扫荡”而来。驻扎在余家店附近的国民党桂系军一个营和国民党“游击队”，象一群胆小的兔子，拚命逃窜。我想，这倒是个机会，用抗日的枪声联系应山地区的同志。于是，我率领部队勇敢地顶了上去。

　　敌人受到突然攻击，就象当头挨了一棒，被打懵了，慌忙缩回余家店东北面的高山顽抗。

　　我们的一队长、老红军战士张日新，带着一中队，迅猛而机智地由右翼迂回到余家店东面，向敌人发起攻击。二中队由中路向街南口进攻。

　　敌人坚守不住，撤到街外，爬上一片高地的丛林中顽抗，坚守待援。

　　战斗整整打了一下午。敌人有20多具尸体摆在阵地上。我们也伤亡十多人。

　　战斗结束后，中共应山县委的领导同志，果然循着枪声赶来同我们取得了联系。

　　在一个凄风冷雨的黑夜，我们带着负伤的同志回到浆溪店。刚刚到职的一个领导同志批评我们说：  “谁叫你们慌着打日本鬼子的?打出这么多彩号?”我听了心里很难受。先念同志立即批评他说：  “共产党的队伍就是打鬼子的嘛。不打鬼子，怎么叫抗日?同志们的战斗，鼓舞苦难中同胞，团结主张抗日的朋友，大煞敌人的威风，好得很!”听了先念同志这一席话，我心里格外舒畅。

　　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先念同志对余家店战斗的评价。这次战斗，第一次在鄂中以新四军的旗帜摆开阵势，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影响很好。方园百里的群众都传颂着：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才是真正的抗日队伍!他们纷纷赶来慰问，许多爱国青年跑来要求参军，有些国民党零散武装，也主动和我们联系。

　　为了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李先念同志顶风冒雪，夜以继日地往返奔波在四望山和桐柏山之间。春节期间，他带着一个警卫员，翻山越岭赶往随县长岗店，同中共鄂中区党委取得联系，接着又以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的身份，用李威的化名，同五战区所属的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军事指挥、国民党专员石毓灵商谈我军进入鄂豫边，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并同国民党川军和桂系军的部队进行了联络。除夕那天，天空正飞舞着鹅毛大雪，先念同志在从随县返回四望山途中，住在净明铺上的一个四壁透风的古庙里。他同大家一道席地而坐，一边嚼着炒包谷充饥，一边讲着长征的故事，循循善诱地用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鼓舞青年同志，更好地为民族解放而斗争，要在武汉外围敌后的抗日战场上作贡献。

　　春节过后不久，先念同志又亲率我们挺进大别山。

　　从大革命到土地革命，大别山一直是先念同志战斗的革命战场。他这次一进大别山，所到之处，碰到群众都和他们亲切地交谈，仔细询问红军长征后老区的情况，询问日寇侵略后遭受的苦难。灵山寺狮子口的一个老赤卫队员，拉着先念同志的手说：  “早就盼望你们回来，到大别山重新摆开战场。”

　　先念同志高兴地说：  “是的，我们一定不辜负大别山人民的期望。"

　　在平汉铁路东侧20华里处的新店，我们与前不久刚联系上的蔡韬庵和石建民会合。先念同志又详细地向他们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精神，并帮助他们联系当时的实际情况，共同制订了今后具体的行动计划。

　　部队转移到灵山寺东狮子口。先念同志马上带领干部深入到铁路破坏大队做政治思想工作，找队里的党员谈话，给全体同志上课。

　　与此同时，为了联系党的组织及其领导的武装，了解老苏区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动向，宣传我党坚持抗日的方针，先念同志要我率领部队南下，深入大别山脉西南的主峰——大悟山一带敌占区，进行一次先遣性的游击活动。

　　大悟山区，曾是鄂豫皖苏区的中心根据地之一。三年游击战争中它是坚持大别山斗争的红军和红色便衣队活动的战场。在这里，革命武装斗争的烈火从未熄灭。这里的每一座山脉，都飘扬过革命的红旗，印满了红军战士的脚印，浸透着革命先烈的鲜血……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南逼武汉；西扼平汉铁路交通动脉，俯视江汉，与桐柏山、武当山相连；东则峰峦连绵，直指吴越；北控中原，实为一战略要地。一路上我思考着，意识到先念同志这次亲临大别山和我们南下之行，具有重大意义。

　　一天晚上，一弯冷月将洁白的光辉均匀地撒在苍茫的山岭上，夜寂静得听不到一点声音。我带着部队，从敌人据点之间穿越而过，来到大悟山北麓周家湾。这里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根据地，也是我的故乡。为了深入了解情况和探望亲人，我带着同志们循着那熟悉的荒凉的山间小路，走进了村庄。心里正想着见到亲人时的欢乐，不料却传来了阵阵凄惨的哭泣声。我立即命令部队原地待命，自已带通讯员悄悄进入村庄。只见眼前一幢幢倒塌的房屋正冒着白烟，哭泣声从烟雾和黑洞洞的屋里不断传出。我来到自家门前，一眼看到那十年前被白匪烧过的大门里面，正闪着火星。我走进屋里，碰上大哥。他从我的声音中才认出我来，悲喜交加地一把拉住我，哽咽地说：“老五，你还活着啊!”转身点着一支松枝。我借着微弱的光亮，看到他那堆满皱纹的脸上，正流淌着两行泪。他告诉我：红军走后，二哥就被白匪杀害了。这次村里遭难，是驻扎在夏店、刘集和河口的日寇，分三路出发“扫荡”的。村东头一家十几口人全遭杀害，我小时卖工放牛的那家地主也被鬼子杀死了，还有几家也被夺去了亲人……

　　这时，乡亲们听到消息都围拢过来。哭诉着红军长征后所遭受的苦难。我告诉亲人，往日的红四方面军，就是今天的新四军来了。回来打日本，救亲人来了。

　　“我们的队伍在哪里?”乡亲们欣喜而急切地问。

　　当我告诉大家同志们正在村外休息时，乡亲们马上点起了松明，涌向我们的部队。他们的捧着一碗碗热茶，递到战士们手里：  “同志啊，喝一口家乡茶暖暖心……”“同志们，我们盼你们都望穿了眼睛哪!”

　　目睹着还在袅袅冒烟的断壁残垣，耳听着亲人们的声声哭诉，激起了我们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在不久后的一个乌云密布的夜晚，我们长途奔龚了平汉线上的日寇据点一一广水镇。战士们扔出充满对鬼子仇恨的手榴弹，象长了眼睛一样，一颗颗准确地命中敌堡，给鬼子以应有的惩罚。

　　当我们完成在大悟山一带预定的任务，来到了狮子口南面的九里关时，听说镇上住有部队，正想派人打探情况，忽然传来一阵嘹亮的歌声，仔细一听，竟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派出的人一联系，原来是鄂东独立游击队第六大队。这支队伍是以七里坪新四军第四支队留守处的一个警卫排、竹沟护送干部的一个班和黄陂姚家集的一个中队组成，主要骨干都是红军战士。我们会合时，那些老红军战士还是身穿黑色的红军服，背着斗笠帽。他们十分珍惜地把缀有五角星的红军帽捆在背包里保存着。

　　“这是我们的老大哥!”我向我们部队的战士介绍说。“向老大哥学习!”战士们欢呼着跑上去，握手、拥抱。

　　在狮子口的一个大庙里，先念同志会见了罗（山）、礼（山）、经（扶）、光（山）中心县委书记贺建华同志，还有六大队长罗厚福、政委熊作芳等同志。先念同志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且确定由罗、熊两同志率六大队立即向陂、安南敌后深入，与程坦、张体学、吴林焕等同志率领的鄂东抗日独立游击第五大队打通联系，打开鄂东局面，先念同志率部队到路西发动鄂中游击战争。临别时，他拉着贺建华的手，亲切而严肃地说：  “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我们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许多地区的实践经验证明，只要深入敌后，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现在正是发动群众的大好时机，一定要见缝插针，遍栽‘杨柳’，千万不要缩手缩脚，把自已陷在一个小窝窝里，特别是不能陷在顽军的窝窝里，那样不仅不能发展，反而会被吃掉!这个意见，一定要程坦向鄂东特委的同志传到!”当贺建华同志握别离去时，先念同志又把他叫回，再一次严肃叮嘱：“建华同志，我们的意见一定要带到。要程坦深入敌后抗战，要同五大队张体学、吴林焕取得联系，要他们也深入敌后，组织群众进行抗战。这个意见一定要带到。”

　　遵照先念同志的指示，六大队由信阳九里关向黄安以南地区挺进。在此之前，将蔡如昆部一个反正过来的大队编成六大队三中队。挺进途中，在黄安汝家河击退顽进攻后，旋即向陂北发展。在孝感东北东阳岗地区，冒着倾盆大雨，把正在酣睡的伪军二十五师几千兵马打得晕头转向，俘虏数百名，缴机枪、步枪300多支和八二迫击炮数门。驻在泡桐树店的敌二十三师尹昌彦部，连夜逃窜途中也被我六大队俘虏200多名，缴枪百把支。战斗胜利后，群众踊跃参军，我们的力量得到迅速扩大。

　　三

　　3月底，春风吹绿了英雄的大别山的每座山峰，漫山遍野都萌发着勃勃的生机。先念同志率领我们部队从灵山狮子口继续南下，向日寇重兵把守的武汉逼近。

　　出发时，先念同志把从信阳编来的那个中队归回建制，只把从竹沟南下的原班人马带在身边。

　　“首长，还是把他们留给我们吧!”我从先念同志的安全出发，提出了建议。

　　“信南的斗争更需要他们!”

　　部队迅速插到大悟山主峰北面的周家畈。先念同志很快从群众中了解到，刚受日寇委派伪夏店区长李道怀，带着一股伪军住在李家嘴。他命令我立即摸清敌情，准备歼灭。

　　晚饭后，我换了便衣，带领一个手枪队出发了。天刚黑，我们先到吴家嘴。我找到我的舅舅，了解了一些情况，并要他保密，不要把我到来的消息透出去，也不要到李家嘴去。第二天早晨，舅舅突然对我说：“外甥，李道怀请你到家去一趟。”我一听，十分恼火：  “怎么搞的，你去告密了?”

　　舅舅满不在乎地说：  “嗨!这要么紧，李道怀听说你们红军回来了，就怕脑袋搬家。我只向他透了一点风，他就哀求我请你去一趟。给他一条生路，去吧，保险不会出事。”

　　我手摸摸怀里的手枪，想了片刻，决心闯一闯。

　　太阳挂西的时候，我把手枪队的同志叫在一起，作了一些布置。自己带着警卫员，直奔李家嘴。

　　李道怀是一个50多岁的大烟鬼。我一进门，他就陪笑脸哈着腰说：  “贵客，贵客，请躺下吸两口……"我一见鸦片烟枪，心头火起，真想让手枪子弹向他胸口蹦出去。但终于按捺下性子说：  “我不会这一套!你带信请我来，是为了……”

　　李道怀连忙抢着回答：  “我为了维持地区治安，不得已……”

　　“什么不得已?!为日本鬼子干事，就是汉奸，凡是汉奸，我们都要消灭!为民族，为人民除害!”

　　李道怀央求说：  “希望你们给我一条生路。”

　　“生路只有一条，改邪归正，反正过来打日本鬼子。否则，与人民为敌，作民族败类，就是死路一条!”

　　李道怀哭丧着脸说：  “我愿受贵军编制，参加抗日。只是部队一时带不出去，还得应付一下。”

　　“这，我可以向上级汇报”。然后答道：“但你必须拿出实际行动!”

　　“我愿立刻效力，给贵军筹集粮款，作为抗日经费，还愿供给情报。”然后，李道怀谈了敌情。最后，又拿出300元现金，要我收下转交上级。

　　从李家嘴回到周家畈，我把情况向先念同志作了汇报。根据瓦解敌伪的原则，他批准了李道怀秘密受编的要求，责令他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当时给了李道怀一个“鄂豫挺进支队特务大队”的名义。

　　后来，部队到了群山怀抱的白果树湾。

　　先念同志带领干部深入群众，做抗日宣传和调查研究工作。有时，还攀上高山，察看他在红军时期战斗过的地方。

　　当时，国民党第十九游击纵队司令蒋少瑗住在他的老巢蒋家楼子。先念同志便带着一个警卫员，去做他的统战工作。

　　蒋少瑗原是个靠反共起家的家伙。1933年，国民党为了对我苏区分割“清剿”，加强反动统治，设置了礼山县，第一任县长就是他。先念同志以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前去对他晓以大义，争取他站到抗日阵线上来。这一举动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极好的影响，普遍反映说：  “共产党确实是真正抗日，宽大为怀。蒋少瑗再不回头，真该千刀万剐!”

　　先念同志从蒋家楼子回来，正同我们一道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事务长报告，部队伙食费已经用完!我说：“让我去募捐吧!”

　　“你考虑找谁去募!”先念同志问。

　　“黄家畈的锅厂老板。”

　　先念同志点点头：“要注意党的政策，要做宣传工作，用协商精神办事!”说着，他把自已的手枪交给我：“把这个带上，要提商警惕。”

　　到了黄家畈，天已黑了，北风飕飕地刮着。我们在破庙里住了一夜，冷得刺骨。第二天，通过中间人士，把锅厂老板一个个请到小镇上一家商店，给每人倒上一杯水，算作款待。我首先向他们宣传了抗日的道理和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接着说明我们部队为了抗日挺进敌后，希望他们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自报公议，乐捐抗日经费，支援我们的抗日斗争。那些财主们看到无法推脱，不得已围着油灯，反复协商，终于定下了一人乐捐13700元的数字。当场交出1700元现款，其余打了一张欠条。

　　我们完成募捐任务回到白果树湾时，报晓的鸡声隐约可闻，而先念同志的屋里还亮着灯。我隔窗一看，只见他正捧着一本书聚精会神地阅读着。我轻轻地敲了敲门，他走出来。听完我的汇报，他高兴地说：  “好，通知事务长，马上做饭，吃了就出发。”

　　早饭后，我们沿着高耸入云的大悟山主峰的西麓，继续向南挺进。

　　我们行军到小悟山的杨家湾休息，做午饭，先念同志带警卫员去刘梅溪那里做统战工作。我们吃过饭后继续前进，到刘家湾同先念同志会合。在行军途中，先念同志突然问我：  “你记得红四方面军里有个叫许金彪的人吗?”

　　我认真地回忆了一会儿，摇摇头说：  “记不起有这么一个人。”

　　先念同志皱着眉头沉思着。我很纳闷，好奇地打听：“打听这个人干什么?”

　　先念同志告诉我，他从国民党游击队的刘海溪那里听说，铁路线上紧挨着敌人据点那儿，有一股“土匪”，为首的叫许金彪，并说是个复员军人，他独立为王，四处为敌，经常和刘梅溪作对，要我们出兵消灭。先念同志说：“根据刘梅溪这个反动地主的代表人物提供的情况判断，很可能是一支革命的武装，我们应该马上靠拢过去。”

　　天刚擦黑，我们赶到了小悟山南的青山口胡家寨宿营。

　　我布置好了警戒回来，正打水洗脚，哨兵匆匆跑来报告：“一个麻脸青年农民要来见你。”我吩咐哨兵让他进来。

　　这位青年一跨进大门，就双手拉住我说：  “谢天谢地，亏我把你们找到了。”

　　我奇怪地问：“你是谁呀?”

　　他笑呵呵地说：  “我姓黄，是许大人派的。”

　　“许大人是什么人?”

　　“就是许金彪。他要我一定找到你们。”

　　我也喜出望外：  “好哇!快去见我们的司令员。”

　　我把小黄带到先念同志的住处，他双手拉住先念同志说：“总算把你们找到了!”

　　先念同志非常亲切地向小黄询问了许金彪的情况，然后说：  “你快回去，叫你们的许金彪来接我们。”

　　不到3小时，许金彪骑着一匹大枣红马，带着一个中队赶来了。一见面我俩都愣住了。我一眼认出，“许大人”就是原红四方面军十二师三十团机枪连的指导员许世猛同志。

　　老许见到先念同志，热泪盈眶地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我离开组织整整一年了。今天我找到了党，见到首长，总算达到了我的心愿。”他强咽下千言万语，调转话题：“首长，这是汉奸的地盘，不可久留，赶快到我们根据地去。”

　　“啊!你们还有根据地?在哪儿?”先念同志很感兴趣地问。

　　“嗯。”老许回答说：“在孝感中和乡，紧靠平汉铁路。”

　　“地盘有多大?”

　　“南北长60华里，东西宽30华里。地盘不大，群众条件好，部队到那里绝对能保证安全。”

　　“你们部队用什么番号?归谁管?”

　　“我们的番号是湖北省孝感抗日游击大队，归自己管。"

　　“部队都带来了吗?

　　“只带了一个中队，还有四个中队留在根据地，首长，快到我们根据地去吧!”

　　先念同志借着灯光看着老许的眼睛，接着踱步沉默了一会儿，果断地把手一挥：“好，马上出发!”

　　老许因为腿部负伤仍骑着马。他在前面开路，我们紧随，直奔孝感中和乡。

　　第二天凌晨两点钟，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南新街。

　　清晨，东方天际燃起了一片红霞，红日喷薄欲出。我站在南新街南端的一堵矮墙上放眼远眺，一片起伏的丘陵地带呈现眼前。远处，敌人的据点和纵贯南北平汉铁路和公路历历在目；近处，在洒满初春阳光的土地上，根据地的农民正牵着牛春耕，好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

　　老许对我们说：  “在我们这块小根据地，还开办了小工厂和小医院。"

　　先念同志赞许地说：  “在当前这种环境里，能创造出这样一块根据地，真不容易哪!”

　　吃过早饭，老许向先念同志作了详细汇报。他捧着红色的党证，诉说了由于王明路线的干扰，不要农村，不要武装，自己被迫与组织失去联系的经过；诉说了单枪匹马回到家乡，依靠革命群众，拉起抗日武装，创造根据地的艰辛历程。他说：  “现在我把这支武装和这块根据地交给党，请党审查我的工作。”

　　先念同志站起来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做得对!你是一位好同志!”

　　四

　　我们同许金彪的湖北孝感抗日游击大队会合后，就从路东的南新街转移到路西的厉家店，这时已是1939年3月份了。

　　根据当时的敌情，我们决定组织一次“联曹打胡”的战斗。“曹”就是曹省三的地方游击队，曾与许金彪的抗日游击大队有过统战关系。该属共有300余人。“胡”就是住在白沙河的胡翼武部，他与日寇勾结，作恶多端，深为人民所痛恨。

　　战斗打响时，曹省三部从路东过铁路直捣驻在白沙河的胡翼武司令部。我们兵分二路：一路向南配合曹省三部，直攻白沙河；另一路从栗村店、枣村店等处向沙子岗发起攻击。为了在配合行动中识别敌我，规定我们和曹部的战士头上都缠白布为记。我带二大队及独立中队向沙子岗前进。在西湾黄战斗打响，敌人慌忙逃跑，我们追到王龙庙北周家湾，活捉100多个敌人，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百余支。当我们正向南继续追击时，曹省三部竟由白沙河方向向西打枪追来，这时我很生气地大声喊着：  “我们是许部的，头上都有白布条记号!你们看不见吗?!”由于这横杀过来的一枪，敌人从沙子岗向王家店跑掉了。

　　我们占领了沙子岗，独立中队在潘家松林中休息。

　　上午10时左右，云梦县城的伪军贺成慈部来增援，向沙子岗、潘家松林阵地发起进攻。独立中队在潘家松林坚守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进攻的敌人打垮，还缴了轻机枪一挺、步枪十余支。我们从白沙河调来的援兵来迟一步，敌人逃跑了。

　　这次战斗的胜利，是我们在鄂中具体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的方针所取得的。

　　战斗结束后，部队回到安陆县赵家棚，整编为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挺进团，我任团长兼政委，许金彪任副团长。半个月后，许金彪带手枪队回原根据地筹集部队的给养去了。这时，先念同志在赵家棚和杨新街，向国民党游击司令杨弼卿、国民党县长和开明绅士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我带领部队在马家店、马家店以南开展游击活动，筹集粮款。

　　3月的一天，原来盘踞在鄂西北的湖北省保安团团长刘亚卿带领他的第二营，跨过赵家棚，去鄂东支援反动的国民党十九游击纵队。我们要解除他的武装，先念同志没有同意，并且把他找来，晓以民族大义，劝其团结抗日之后放走了。当时我们的思想有些不通。先念同志说：  “以前诸葛亮打孟获，曾经七擒七纵，我们这还只是一纵，急什么?”刘亚卿这家伙后来被我们三擒三纵，才迫使他洗手不干反人民的勾当。

　　接着，杨焕民同志从应山来到赵家棚，汇报了党组织和部队情况。先念同志叫他带部队到寿山同我们合编。然后又要他带一大队去京山和钟祥联系党组织和武装。不久，杨焕民把钟祥的一个游击大队带到赵家棚。这样，我们的部队扩大成了三个大队。

　　4月，先念同志又叫杨焕民带一大队去应城、天门和汉川去找党的组织和武装。我们带二、三大队第二次打击胡翼武部。我军从马家店、枣村店向王龙庙、沙子岗进攻。敌人在田家湾一个排的警戒哨一见我们，打了几枪，掉头就跑。我们奋起直追，在张家棚子南，活捉胡部100多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百余支、手枪二支，余敌向王家店逃遁。

　　不久，先念同志去老河口，对国民党专员石毓灵和二十二集团军做统战工作。

　　5月间，先念同志从大洪山地区回到赵家棚。不久又和杨焕民一道带一、二队到应城、天门和汉川活动。在应城把应城矿区的一个支队编为新四军三团，蔡松荣任团长，。杨焕民任政委。他们后来又到天门、汉川，把当地的一支由我党领导的游击支队改为新四军四团，团长是李人林，政委是罗通。

　　我带三大队到孝感地区活动。一天，我们在花园西的憨山寺至陈家店公路上的张店，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那天早晨，我们在张家店公路上，用稻草堆了一个掩体，架了一挺机枪对准张店方向，把五中队的一个排埋伏在被鬼子烧毁的民房里以断敌后路。在憨山寺埋伏一个班向花园方向警戒，其余部队埋伏在公路两旁。上午10时许，日本鬼子的五辆汽车从花园方向向安陆开来。汽车闯进伏圈时，我们的重机枪开火了。第一辆汽车被击毁，后面的汽车被压制在公路上，最后一辆车向后倒，企图逃跑，我埋伏在旧民房中的一个排突然杀将过来，击毙好几个敌人，企图逃跑的汽车也象死猪一样躺在公路上。活着的敌人弃车逃跑，埋伏在公路两边的我们的部队，以泰山压顶之势狠狠打击敌人，把他们全歼在包围圈内。这一仗共毙敌九名，缴获日式手枪一支、步枪八支。汽车上货物部分送给百姓，其余全部搬走。然后一把火，把鬼子的汽车烧毁。

　　当我们带着战利品凯旋归来时，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两天后，日寇纠集千余人的兵力，向孙家店、赵家棚区进行报复性的扫荡。我们部队一面掩护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区，一面同鬼子进行了三昼夜的反扫荡战斗，打死打伤敌人数十名。

　　刘亚卿跑到铁路以后，被国民党编为十五纵队二支队。他仍继续与人民为敌，5月底，他竟带领部队从大悟山出发，越过平汉铁路，向我们驻地团山进攻。我团三大队坚守阵地，并用军号联系，调来住在二杨家的许金彪和杨子明同志的部队。正激战时，他们赶来增援，从右翼迂回到敌后攻击。我们乘胜反攻，‘将刘亚卿击溃。这次战斗共毙伤敌百余人，俘虏千余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20余支。我三大队五中队长，在战斗中不幸英勇牺牲。

　　先念同志从天门、汉川和应城地区回到赵家棚后，要去四望山向陈少敏同志汇报鄂中党组织和武装情况。临走时，他对我们讲，四望山的同志很困难。他把筹集到的经费，挤出一部分带到了四望山。

　　在先念同志离开赵家棚的这段时间，一大队在鄂中配合行动；二大队归建；三大队在团山战斗后有部分战士离队。为了巩固部队，我们把三大队的百余人分别编入一、二大队，七中队为团直属中队，然后即向安陆、随县发展。

　　6月上旬，我们在安陆烟敦店地区，对青龙潭的顽伪两面派武装周淑平部开展了政治和军事攻势，迫使他起义，编为我团三大队。团直属中队为三大队七中队。周淑平任大队长，毛恺为副大队长，杜义德为政治教导员。之后，我们在孝（感）、云（梦）、安（陆）、应（山）、随（县）地区继续打击顽、伪和敌人。

　　6月中旬，先念同志由四望山返回赵家棚。下旬，陈少敏同志也从四望山来到赵家棚同先念同志会合。

　　7月间，先念同志同少敏同志一道去京山养马畈召开鄂中地区党委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杨学诚、夏忠武等同志。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上，鄂中地区的同志汇报了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和武装情况。有的同志反映了群众的心声：“日本鬼子惨无人道，应该千刀万剐：国民党有力量不抗日，见鬼子就跑；共产党真心抗日找着鬼子打，但力量不足。”会议期间，刘少奇同志亲自拍来电报指示：“目前鄂中地区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在最短时间内，创立一支五千以上的，由我党直接领导的新四军武装。只有完成这一任务，才能应付各种事变，确立我党在鄂中的地位。目前，新四军刚到鄂中，应积极活动，打击汉奸、伪军及零散日寇，以扩大影响，巩固统一战线。”根据党的“独立自主，进行抗战”和少奇同志指示的精神，会议研究了鄂中抗日武装编制与领导的问题，并且根据当时鄂中的敌后抗日形势，提出要寻找战机，同日寇狠狠打一仗，以巩固和发展我党在鄂中的抗日人民武装。此外，还决定把鄂豫边区党的领导机关设在京山八字门，正式建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挺支队，下属四个团：一团张文津为团长，我任政委；二团王海山为团长，钟伟为政委；三团蔡松荣为团长，杨焕民为政委；四团李人林为团长，罗通为政委。另外还有挺进团，许金彪为团长，杨子明任政委。应抗纵队由徐休祥为司令。

　　养马畈会议后，先念和少敏同志率领一、二大队到天（门）、沔（阳）、潜（江）组织当地的抗日武装开辟工作。我带三大队继续在安（陆）、孝（感）、云（梦）地区活动，打击胡翼武和贺成慈两股顽军。

　　在鄂中地区，有一股地主游杂武装——李友唐部，他们与日寇勾结，向我不断进攻，所到之处，烧杀奸掳，无恶不作。支队首长命令我带三大队到京山县大头山与他们会合，一道敲掉这股敌人。

　　我们部队在进入杨家河至胡家店途中，与李友唐部发生激战。敌人被击溃。我军急起直追，歼其一部，俘敌250人，缴获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三挺、步枪百余支，其余逃跑后又反正到我应抗纵队。李友唐带着几个亲信，跌跌爬爬地逃进义党镇日寇据点。这次战斗，扫除了鄂中敌后战场上最大的反动武装，人民拍手称快，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对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战斗结束后，我团回到大头山集中休整。日寇对新四军在鄂中的出现感到非常惊慌，加上李友唐被歼，更加恼羞成怒。他们活象一支被刺伤的老虎，寻机向我报复。我军到达大头山的第二天，凌晨五时半，日寇突然用大炮猛轰我新街。我军严阵以待，准备与日寇决一死战。我命令三大队守在阵地，不准后退一步。一团长张文津同志激动地对惊慌的群众说：  “乡亲们，我是团长，我向你们保证，一定打垮日本鬼子，不然就不算人民的队伍。"

　　战士们个个象小老虎奋起迎战，打退敌人两次冲锋。敌人两次惨无人道地施放毒气。我们的战士立即用毛巾浇上小便捂住嘴和鼻子，继续抗击。我一大队的两个中队，从敌左翼发起进攻，迫使其转入困守。先念同志亲临前线指挥，我团三大队八、九中队向敌人左翼反击。将敌压缩在新街的家台子和祠堂这两个狭小地区后，又令三团二大队赶来参战。周围群众看我军作战英勇，纷纷抬饭送水到阵地，有的小伙子还拿着长矛大刀，要求参战。群众的热情支持，激发了战士们杀敌的勇气。敌人伤亡惨重，被迫逃跑。临逃前，焚烧了100多具无法运走的尸体。我一大队二中队乘胜追击，缴获重、轻机枪各一挺、步枪数支、战马三匹。

　　这次战斗，是我们新四军进入武汉外围后首次给日寇的沉重打击，使汉奸、伪军闻之战栗。这次战斗的胜利，对于巩固鄂中地区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有很大意义，对发动群众参加抗战起了积极推动作用。鄂中人民进一步认清了新四军是一支真正抗日的队伍，他们热情传颂着我军的胜利。一些动摇的顽伪部队向我靠拢，接受我军整编，为以后伪军反正起了带头作用。连国民党的报纸，也登载了这一胜利捷报。

　　由于我们坚持党的广泛发动群众、独立自主进行抗战的正确方针，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奋斗，鄂豫边区我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豫南，有信阳挺进团；在鄂中，有一、三、四三个团和许金彪的挺进团，还有应抗纵队、地方游击武装等。此外，在襄河西、鄂南、汉川、随县、应山等地区，都有我们党领导的小型抗日武装。我们部队本身不断壮大，从竹沟出发时仅100多人，整编时，已经发展到四个多团。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方针指导下，经过同志们浴血奋斗、流血牺牲，武汉外围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许多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在北起信阳，西至汉水，东接安微，南至洞庭湖边的广大地区，依靠着桐柏山、大洪山、大别山和长江、汉水，向武汉采取了包围的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