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我在延安中央军委任作战科长时，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找我谈话，派遣我到河南竹沟任中原局军事部的参谋长。

　　我到竹沟时，先念、少敏同志已挺进武汉外围敌后，成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大约是9月里，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少奇同志再次由延安来竹沟，组织中原局转入敌后，部署中原地区党和军队准备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进一步推动中原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我奉命带两个连到舞阳县境迎接他，随同少奇同志来的还有徐海东、刘瑞龙、向明等同志。记得是少奇同志到达竹沟后的10月初，他在竹沟寨外的太阳底下，召集朱理治、我和王国华等人开会。他向我们讲了国内外新形势，传达中央决定中原局机关转移敌后，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成新的河南省委，转入地下秘密开展工作。另将豫南、鄂东、鄂中三个地区党组织合并，统一组成豫鄂边区党委，整编党领导的武装，统一组织，统一指挥。并告诫我们，要高度警惕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行为，对他们制造的反共摩擦，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要我们率领竹沟机关部队的大部分人员迅速撤离竹沟，挺进四望山与李先念会合，进行整编。他已电告陈大姐来竹沟接我们去鄂中。

　　说话间，陈大姐来到竹沟，少奇同志笑着对我们说：“说曹操，曹操到。”只见大姐齐耳短发，一身灰军装，打着灰绑脚，显得端庄严肃和干练。说实在话，与其说她是位大姐，不如说她很象西北军的军官，这是我初见陈少敏大姐的印象。少奇同志把向我们讲的话，又对陈大姐说了一遍。大姐问新党组织叫什么名称?少奇同志说：  “就叫豫鄂边区党委。”这就是豫鄂边区名称的由来。后来成立的豫鄂边区行政公署，行文、布告等，都盖着刻有这个名称的大铜印，发行的钞票（边币）上，也印着豫鄂边区银行的名称。直到抗战胜利后，都没有改变过。少奇同志向大姐介绍了我的简历和职务，开玩笑地说：  “陈大姐在鄂中工作，干部多半是九头鸟，现在再给你一个九头鸟参谋长。”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这次会议后，我们就立即投入了挺进敌后的准备工作。当年10月中旬，我们欢送少奇、徐海东、刘瑞龙等同志东进华中后，留下王国华等坚持留守竹沟，我和朱理治、陈少敏等也率党委机关，部队向豫南四望山进发，在四望山我第一次见到了李先念同志。11月16日，我们召开了四望山会议，讨论贯彻少奇同志的指示，研究党组织合并、统一整编武装等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记得有朱理治、李先念、陈少敏、我和任质斌、刘子厚等，有些负责同志因环境、情况不允许，未来与会。讨论整编后部队番号时，我直率地提出就叫豫鄂挺进纵队，经商量一致同意这个番号。根据中原局和少奇同志指示；陈少敏任区党委代理书记，李先念任纵队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兼纵队委员会书记，我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会议结束后，我们分别率部挺进鄂中。从此，豫鄂边区党委和纵队领导重心，完全转入敌后。

　　1940年1月3日，挺进纵队在京山八字门正式建军，司令部下设参谋、军需、军医等处和作战、教育、侦察、通讯等科：政治部下设组织、宣传、锄奸、联络、民运、敌工等科和《挺进报》社。部队编成5个团，3个游击总队和随营军事学校。应城伪军郭仁泰部起义后，又成立了六团，全军约达7000余人。经过了一段时间调整、整顿，部队工作逐渐走向完善，我这个参谋长，也成了纵队战略指挥中心的成员之一。

　　我从延安出来时，从军委作战科带了两份豫鄂两省的地图。先念司令员指着地图向我介绍了鄂中的形势，显然我们是处在敌伪和国民党军队夹击之中，我们必须在这个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根据一段工作、作战实践经验，我坦率地向司令员建言：纵队指挥机关活动地区长期放在八字门、大门头、马家冲是不利的，特别是八字门，外面是丘陵、西边是汉水、北面山区驻有国民党两个集团军、东边是宋（河）应（城）公路、南边是京山县城，进出只有一条通道，敌人一封锁，我们转移就很困难。先念司令员赞同我的见解，遂同我商量如何转移指挥阵地和活动地区，我认为部队在哪儿都好说，指挥机关最好放在平汉铁路东边的大、小悟山，那里靠近大别山老苏区，群众基础好，消息灵通，进可攻退可守，是战略中心之地。他对我的意见十分重视，并予采纳。

　　当时大、小悟山地区，盘踞着多股伪顽武装，不肃清他们，我们是进不去的。为此，我们一面将东进大、小悟山的意见呈报中央和中原局审核，一面调查研究分析敌情。了解到大、小悟山周边的小河溪、白杨岭、范家燕窝一带，驻有国民党鄂东游击总指挥部所属的十九游击纵队的刘梅溪、杨希超、尹昌彦、赵光荣、胡翼武等部，共约三、四千人马，他们明里打着抗日招牌，暗地里却和日伪勾勾搭搭，反共残害人民，实质是伪顽两面派武装。我们决定先打弱者，先念司令员说，他初到鄂中时，在云梦、安陆一带，一个晚上就摸垮了13个司令。这些人各自为头，有二、三十人即自封为什么鸟司令，都是些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上述的杨、尹、赵、胡四股，都是被他摸垮后跑到小悟山来的。其中的胡翼武、刘梅溪是我纵队二团队副团长许金彪的孝感中和乡同乡，胡还和许是拜把兄弟。我们派许金彪做他俩的统战工作，把他们分割开，不能互相支援，便于我们各个击破。恰好此时中原局来电，指示我纵队向东发展，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先念司令员就立即命令部队投入战斗，一个上午就把这四股散兵游勇全部摧毁，俘敌两千，缴枪1500来支。这一仗不仅取得了军事胜利，锻炼了自己部队；更重要的是扩大了共产党、新四军的政治影响，人民群众纷纷传颂：新四军扫清了这帮汉奸流寇，为我们老百姓除了大害!这就为我们战略指挥中心的转移，打下了基础。用先念司令员的话来讲；“我七个营打垮敌人数千，缴获的枪支改善了我军的装备，这是十分值得的一仗。”

　　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成立开始，后又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到日本投降，整整六年的抗日战争生涯，我都和先念司令员在一起，我们共同打了许多胜仗，发展扩大了五师部队，扩大巩固了边区抗日根据地，在敌伪顽夹击的险恶环境中，把五师锻炼成孤悬武汉外围敌后的一支劲旅。五师全体指战员以坚忍不拔、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不畏困难的革命精神，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