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在确山县任主持“档案、党史、地方志合一”工作的副局长。因同省党史办的曾主任商量出版《确山革命回忆录》一事，调查采访了几百位在确山工作战斗过的老前辈，收集了几百份回忆录。

　　省、县领导对出版《回忆录》都很支持。书的主体内容有了，序言很重要，由谁来写呢?我找到了省人大副主任邵文杰同志，希望他能为《回忆录》写个前言。邵主任听了我介绍的情况，说道：“确山不是一般地方，是当年中原局的所在地，刘少奇、李先念两任国家主席都在确山工作过，而且先念主席还在位，身体还健康，先念主席对确山的感情很深。1982年五师战史编辑室的同志去采访他时，他还对编写党史提出了十条意见，其中第八条说的就是确山‘要把竹沟的作用写够’。这个前言最好由先念主席写。你们以县委名义，给先念主席写个信，请他为《回忆录》写个前言。如果他不写，我可以写。”

　　从郑州回到确山后，我将邵主任的想法向县委张万一书记做了汇报。张书记也认可这个想法，他让我先写个草稿，由他签发。1983年11月11日，我将信连同准备登载的回忆录部分文章和设计的《回忆录》封面样式等一并寄到国务院“先念同志处”。一转眼时间过去了两个月，第二年1月份的一天下午，县委机关干部开会准备放假过春节。会后，机要员时纪民同志把一封北京的来信交给我，我往信封上一看，不禁喜出望外，李先念主席回信了!先念主席在百忙之中给我们写了一封600多字的长信。当时县委办冯炳全副主任（分管党史）也在场。我向冯主任提议将信打印一些给县委常委传阅，信的原件送省档案馆存放。冯主任同意这样处理。县委常委们传阅了信件后，又将此信件分别寄给了曾在确山战斗过的老前辈，还寄给了河南省省长何竹康，驻马店地委书记王德政等领导同志，他们都先后题了词寄回确山。地委书记王德政同志在复信中说：“先念主席说得很好，一切按先念主席说的办。”

　　由于此前确山曾写材料申请划为老区县，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先念主席此时的这封信，不仅宣传了确山，提高了确山的地位，同时也起到了“证言材料”的作用。3月的一个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中央批准确山县为苏区县”的消息。

　　老区批下来了，先念主席的序言也写了，本以为一切就这样有了个圆满的结果，哪知不久，一场围绕先念主席信件的风波掀了起来。

　　5月的一天，驻马店地委宣传部一位分管文化的副部长来确山检查工作，当他得知先念主席给确山写过一封信时，便到处搜集有关个人能否给国家领导人写信的规定。一天，这位副部长乘专车来找到我，问：  “你为什么要给国家主席写信?是什么目的?”我说：  “没什么目的，这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为了编写《确山革命回忆录》，宣传确山、提高确山的知名度。”那人气急地说：  “为什么确山县委不给地委写报告?”我反问他：  “你看过王德政书记的回信没有?”他答：  “看过了。”并且知道王德政书记所说的“先念主席说得很好，一切都按先念主席说的办”。我又追问他：  “那你为什么还说县委没向地委写报告?”这位副部长从我这里没说出什么来，又开始追查县委的责任，叫县委写检查。后经县委研究，认为这个漏子是我捅的，检查应由我来写。我对让我写检查的县委办公室主任程章俊说：  “我有什么错?县委有什么错?为什么要我写这个检查?如果是从提高确山地位的角度来写，叫咋写都可以，但是‘检查’我不写，要分清错与对，做对了还说是错，这是什么逻辑。”最后程主任说：  “那就按你说的写吧。”我以县委名义写了“关于认真贯彻执行李先念同志为确山出版《革命回忆录》给县委一封指示信情况的报告”上报了地委。6月6日，驻马店地委发出“关于批转中共确山县委《关于认真贯彻执行李先念同志为确山出版（革命回忆录）给县委一封指示信情况的报告》的通知”。6月14日，驻马店地委又作出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李先念同志指示信的决定，共五条，其中最后一条是：“地委号召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认真贯彻落实先念同志指示信精神，努力搞好‘两个文明’建设，全面开创我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以不辜负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的关怀和期望。”

　　地委两个文件发出后，顿时掀起了对确山老区扶贫帮困的热潮，鹤壁市、省冶金厅从人员到物资全力帮扶确山，地直单位也全力对口支援确山。这个喜人局面的出现，让无论是我还是那位当初想处分几个人的副部长都没有想到。

　　在坏事变成好事的同时，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我们党的所有干部都能凡事从正确的角度出发，以国家的建设百姓的生活为最根本的立足点，少点私心杂念，少点是是非非，这样，我这次的委曲不用受了不说，国家和人民才能真正的强盛和富裕起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