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勇抗战的三周年证明：日本帝国是必然崩溃的，中国决不会亡，最后胜利必然属于我中华民族。

　　《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

　　由于各抗日党派以及全国人民的努力，一切中国抗日军队的英勇抗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使日本帝国主义遭受了巨大的消耗和打击。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三年多来，以我们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忠诚与无比英勇，为保卫中国领土与中华民族而日夜不息地同日寇进行殊死搏斗。我们的艰苦奋斗，壮烈牺牲，英勇顽强，忠贞卓绝，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地解放斗争史上，写下了最光荣的一页。

　　我们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就是其中有力部分之一。

　　我们遵循着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坚强意志，不顾一切的艰难和险阻，在武汉沦陷以后，便以一支细小而有力的基干武装深入敌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

　　我们从豫南向鄂中挺进的征途上，汇合了信阳地方上共产党员自动组织的武装；还有罗厚福同志，以28条枪（新四军四支队七里坪留守处的警卫队）为基础扩大起来的武装；平汉线上，许金彪同志，以一条枪为本钱创立起来的武装；以及鄂中陶铸、杨学诚等同志以8条枪起义而发展起来的几支武装。所有这些，就成为以后发展，坚持豫鄂边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力量。

　　当我们这支细小的基干力量突进到豫鄂边的时候，正是去年春季的时节。

　　那时抗战还只进行了一年多，正当武汉失陷不久，抗战形势还是处在敌进我退的状态，相持阶段尚末到来，抗战阵营虽然存在着局部破坏团结的现象，但是严重的武装磨擦还末显现。

　　日寇为了确保武汉占领地，在武汉外围数百里构成了许多据点。紧接着（1939年4月）进攻襄樊失败后，在平汉路与公路两侧之交通要道增兵。我们武装所到之处，如信罗边、鄂中等地，各据点和公路线上的敌寇便立刻增加，以进行其所谓“搜剿”和“扑灭”之毒计；同时积极企图用组织伪军政权之“以华制华”的方法来扩展武汉外围。一时，汉奸、两面派、流氓、土匪、伪军蜂涌而起。如鄂东拥有二、三万人之伪军金龙章（刘梅溪、刘亚卿、杨希起、陈少阶是其部下），与日寇勾结之李又唐、谢指良等，都是当时最著名、最为豫鄂边人民所切齿痛恨的日寇爪牙。此外，如应城的土匪游击队，被称之为“黑击队”，也是民众痛恨的流寇。他们把豫鄂边弄成一个极其混乱、扰袭不堪之黑暗地狱。

　　在当时悲惨交加、残酷恐怖的情况下，地方上一“明哲贤达”之辈不复再见，留下来的是有足而难跑的广大贫苦同胞，他们只好在家里等待着凄惨局面的到来。此外，只有为数极少的共产党员留在信阳、应城各地，发动抗日游击战争。而友党同志只是在鄂中有极少数与我们有联系，另外很少有其他部队来和我们配合抗战：至于民众抗战情绪，当时是非常低落的。地理条件更是恶劣，平汉铁路与公路网贯穿着我们的活动地区，敌人水陆交通均为便利，给游击战争的发展以很大的限制，同时还有反共投降派活动。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就是如此。

　　但，我们依靠了同志们的团结进步、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始进行着而且一步一步实现着我党中央所给我们的昭示和号召。

　　挺进一年中，我们与日寇、伪军、两面派进行过无数次的残酷战斗，我们倍尝着饥寒交迫的苦处；然而，我们也经常欣尝着以自己的血肉换来的伟大战果，更经常因广大群众的热烈慰劳或亲切慰问而感到无限愉快。这一切，是一段伟大艰巨的斗争过程!

　　挺进一年，我们可分为两个时期：

　　1939年10月整编以前，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战斗环境中部队极形分散，联络不密，指挥又末能统一，但各部的政治路线与努力方针却是一致的。

　　“只有在敌伪面前积极行动，才能取得自己的巩固与扩大，才能发生和扩大新四军的政治影响，才能提高民众的抗日情绪。”

　　在这一方针下，我们做了无数次的异常英勇壮烈的战斗。

　　开头一仗，即应山余家店之役，我们勇敢机智的周志坚同志率领着两个中队，原为增援广西军和地方游击队的，结果却陷于孤军苦斗，坚持了12个小时，终于将200余敌人击退，并毙日寇20余人。这还是1939年2月初的事。

　　接着4月下旬，我们攻进云梦城。我们勇敢坚定的蔡松云、徐休祥同志，老当益壮的杜石公及应城的孙县长，都是当时英勇爬城的抗日英雄。这个胜利的消息立刻轰动了鄂中的每个老百姓。因为在豫鄂边，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攻克了沦陷县城。接着又击溃了伪军李汉鹏部。展开了罗山朱堂店之残灭战，将三、四百日寇包围痛击。许金彪同志指挥的西山战斗（平汉路附近），击溃伪军刘梅溪、刘亚卿部，汉奸金龙章部。襄花路上的伏击战，击毁汽车5辆。赵家棚（安应交界处）之三天三夜“捉迷藏”式的战斗，这是一场恶剧的反“扫荡”战斗。在蔡甸（汉口西北50余里处）击溃伪军九十二师和李又唐部，以二天一夜的时间将其七个支队全部击溃。——此外，连续不断的战斗依然在进行着和继续着。其中，给鄂中人民影响最深，最著名的是（京山）“新街战斗”。

　　“新街战斗”是日寇在鄂中第一次惨败、汉奸伪军闻之战栗的有名战斗。鄂中人民至今还兴奋而热烈地传颂着这一胜利的战斗，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晓得这次战斗。

　　1939年10月13日，日寇伪军共三、四百名，向我大山头部队进攻，经一整天激烈英勇的战斗，将其击溃，缴获敌重机枪一挺，步枪达数十支，敌死尸末及搬走者达20余具。这一仗又大大提高了民众抗日情绪。白兆山中友军的报纸，用特大号字登载我们这个胜利的消息。

　　以上仅所述其荦荦大者，尚有无数次较小的战斗，不及一一叙述。

　　至于对伪军工作的方针，我们认为伪军中愿为日寇效力、甘心事敌者，这只是小部分，大多数还不是甘心愿作汉奸的，不过是一时受敌欺骗，趁火打劫，满足私人发财欲望而已。我们对他们，主要是从政治上争取，辅之以军事力量的打击。这是以政治、军事力量的灵活运用，来促成伪军的瓦解。在这个方针之下，我们收得了很大的效果。应城伪军被我们瓦解了，孝感伪军受到了我们的严重打击，一部分反正到五战区去了。我们大部分武器是从伪军和敌军手里夺来的。反共派常常明知故问我们“枪是从哪里来的?”一句话可以答复他们：政府并没有接济我们一条枪或一颗子弹，我们完全是从与日寇、伪军流血的战斗中得来的。

　　这些战斗告诉了豫鄂边区的人民，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的确，经过这些战斗，人民抗战的信心提高了，我们的政治影响扩大了，我们的部队迅速地壮大起来了，我们的战斗经验也丰富起来了，而且把某些动摇不定的两面分子争取过来了。从此豫鄂边的游击战争便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伴着游击战争的开展，我们的政治工作也更加活跃地开展起来。

　　我们在政治上，不论在任何环境之下，都是在进行着和坚持着各党、各派、各阶层、各抗日军队一致团结的抗日方针。

　　在这个方针之下，许多积极的抗日分子与开明士绅乐于和我们合作，如信阳县长李德纯先生，应城县长孙耀华先生。在武装力量方面，如安陆杨弼卿先生，应城抗日国民自卫队，汉川、汉阳的自卫队，以及安陆一部分地方部队等，都曾与我们在战场上携手杀敌。不仅如此，而且我们对某些反共的地方政府也是仁至义尽、舌烂唇焦地劝告他们，说服他们，而且我们不顾一切困难经常在军事上援助他们。如我们邀请安陆县长彭炳文到马家冲，京山方县长到八字门，我们以殷诚的款待，晓以大义。令人痛心的是他们反而报之以枪杀我军人员，逮捕抗日群众。当他们向我们进攻时，我们总是一再忍让，从末先发一弹，始终都是采取严正的自卫立场。

　　总之，我们对于这些反共分子是采取艰苦的劝告和说服。对于一切抗日友军都是以最坦白、最诚恳、最亲切的态度去团结他们，帮助他们。这是众所皆知的铁事实。

　　另一方面，我们开始了艰苦的宣传教育工作，以达到发动民众抗日的目的，由于这些工作的推进和一步步的实现，我们在去年10月以前便已经大踏步地去组织民众了。在去年10月以前，我们积极摧毁伪组织，伪政权，这以后，便积极建立和扶持抗日民主政权了。但这个政权绝对不是共产党自己包办的，它是各党派合作的抗日政权（符合于统一战线原则的政权）。这又是有目共见，有耳共闻的事实。

　　一切别有用心的反共派的谰言，必不可免为广大群众所唾弃，并为铁的事实所粉碎。

　　这是1939年10月整编以前一般的工作的经过情形。

　　从1939年lO月整编以后，我们的一切都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这中间，国内政治形势改变了，我们的处境更加艰苦了。伪军虽然大量的被消灭，但日寇却严重的注意我们了。这是由于我们部队日益强大，对于日寇统治以更大的打击和威胁的必然结果。

　　部队扩大了，战役规模也大了，日寇被迫不得已不敢以小部队出城活动，另一方面日寇的集中“扫荡”却从此开始了。

　　在进行整编不久，有名的“马家冲”（京山）战斗便开始了。

　　日寇集中附近各据点兵力在1500名以上，炮四门，飞机一架，五路围攻马家冲之我军指挥机关，我们的工作人员与战斗部队收拢来不够200人，但，经过一天英勇抵抗，日寇死伤七、八十名，我却胜利地突了围，只伤数十人。

　　接着是去年元旦，我们配合五战区冬季反攻，在襄花路上伏击汽车，与敌骑兵三、四百人进行战斗。敌死伤上百。接着又截击了由皂市开向宋河之五、六百敌寇援兵于石板河（京山）。当日寇“扫荡”平汉路东之广西军时，我百余人闻讯即前往援救，与敌遭遇了，于柳林东15里之灵山冲，激烈地展开遭遇战，敌分四路进攻，终被我军打得狼狈奔逃。

　　还有声扬江汉、威胁日寇在武汉戒严三天之侏儒山（汉阳）战斗。我与汪逆步青伪军激战半日，攻占其街道及几个重要山头，后因日寇由系马口来截我后路，故末将其全部消灭。然而，我们依然获得不少胜利（毙敌100余，内有营长一名）。此外，在西南的战斗中，尚有坚毅突围的天西战斗。我某部因警戒不严密而被日寇重重包围，我全体指战员奋勇逆袭，反复冲锋，最后打开一条血路而胜利地突围了。

　　正当敌人大举西犯，襄攀告急的紧张局面下，我们又开始了具有重大战略配合作用的激烈战斗。

　　5月上旬，为牵制敌寇西犯，我军第一次进攻马坪，爬城而入，活捉维持会长一名，伪青年团长一名，并缴军用品很多。接着，5月下旬之王家店（平汉线上敌据点之一）战斗，痛击侵入南新街之敌寇，花园、广水、小河之敌源源增援上来，终为我英勇指战员所击退。我们年轻而勇敢的的政治处主任陈一震同志，就在这次战斗中光荣负伤。更有使日寇感痛苦的战斗，即三次进攻鸡公新店（信阳）。这个武胜关下的交通要点，几乎变成了我们的仓库，我们前后从这里搬出大粒子盐几十包，有一次把敌人的“合作社”搬运一空。

　　这样的大小战斗，是说不胜说的，象最近之青龙潭战斗，毙敌数十，规模是相当大的。又如前次我们为了牵制敌寇西犯襄宜，动员了二千以上的群众，配合我军破坏花园至夏店的公路，使敌人很长一个时期不能通车。……

　　其次说到伪军。在这一带地区伪军数量大大减少。敌人虽然又新组织了一些伪军，但却和“老鼠”一样，他们是不敢碰见我们的，我们也瓦解了盘踞花园的一部分伪军。最近在襄河两岸伪军汪步青部中，由杨经曲先生高举义旗，率领2500余人，参加了新四军，这是震动豫鄂边的政治伟绩。

　　在政治方面——总的方针，我们始终都是一致的。即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反对汪精卫及其爪牙。

　　在这一方针之下，我们扩展和进行了打击日寇之较大规模的战斗，配合了襄樊会战的友军，高度地提高了民众的抗战信心，并用一切可能的力量去帮助组织民众，使之成为抗战的生动力量。我们组织了许多宣传队，向民众宣传抗战法令，号召民众拥护政府，使国民政府行政法令得以推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见于实施。1939年10月以后，我们帮助恢复了云梦、孝感（一部分）应山、黄陂、安陆等地方的抗日政权。

　　这便是1939年10月整编以后之军政工作的一般经过。

　　如果把这两个时期之工作成绩归纳起来，那么就表现有如下数目字：

　　首先军事胜利的统计（大小战斗243次）：

　　——击毙：敌人580名，伪军1950名，敌军官6名，伪团长一名。

　　——杀伤：敌军1880名，伪军6120名，敌高级军官5名，伪师长一名，伪团参谋长一名，伪营长5名，伪连长12名，敌伪战骡马百余匹。

　　——生浮：敌军13名，伪军258名。

　　——反正军2605名。

　　——缴获大小炮31门，重机34挺，轻机106挺，步马枪5774支，手枪及驳壳枪180余支，掷弹筒13个，炮弹310余个，子弹813500发，手榴弹660余个，掷弹筒弹5个，飞机机枪2挺，大）21480余把，刺刀104把，指挥刀131把，望远镜18架，毒瓦斯88筒，防毒面具260余具，电话32架，钢盔160余个，战骡马350余匹，指北针115个，测量器61架，敌军毯220余条，敌大衣227件，敌雨衣91件，伪毯600余条，手表10余支，西药22担，饭盒180个，敌旗20面，伪旗43面，电台1架，军服300余套，伪符号80余个，行军锅20余个，小播音机4架，敌皮弹带13根，军号20余个（尚有其它军用品甚多，末及详细统计） 

　　——破坏：公路1870里，桥梁90余座，铁丝网800余处，电线1700余斤，伪政权560余处，飞机2架，汽车18辆，汽船30余只；敌木船80余只，电线杆1200根。

　　——捕捉：汉奸100余名。

　　其次在政治方面的：

　　（一）收复了广大国士。除了在这一地区日寇据点之伪政权外，所有广大乡村内的一切伪政权、伪组织都被我们摧毁了，青天白目的国旗在广大乡村里飘扬着，它的光辉照耀着这一块中华民国国士。

　　（二）帮助恢复了各级地方政权。在我们活动区域之内，各县、区、乡、保、甲的抗日政权机构都建立起来了。

　　（三）我们切实执行孙中山先生的“唤起民众”的遗嘱，帮助群众，发动群众团体。一年以来的奋斗努力，其成绩如下：

　　1、抗日十人团团员：126300余人；

　　2、农民救国会会员：4933人；

　　3、工人救国会会员：3430人；

　　4、商人救国会会员：2200余人；

　　5、青年救国会会员；2000余人；

　　6、妇女救国会会员：5000余人：

　　7、抗敌文化协会会员：1000余人；

　　（共计144860余人）

　　目前在这个地区中，一切苛捐杂税都取消了，减租减息亦在某些地方开始实行，这证明改善人民生活与开展民众运动有莫大的关系。

　　（四）豫鄂边的民众武装，在我们的发动与帮助之下，现在已组成了八万到十万人的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这主要是各级抗日政权和抗日群众自己一年来奋发努力的结果，他们也是经常拿着矛子，在行动中过生活，赤手空拳与日寇搏斗。一年以来，他们杀死日寇在150名以上。

　　（五）我们破坏了敌人“以战养战”的政策。目前敌人的奢侈日用品已不能在这里大量运销，这对于日寇的经济榨取的毒计，实在是一个要害的打击。

　　（六）我们开展了抗战教育工作。我们开办了几个训练班，已有387个学生毕业，并且组织了200余农村工作队开展民运工作；经常离敌人只二、三十里的随营军校，前后已经培养出八百多抗日骨干到前线去了。仅是这个数目当然是非常不够的。

　　我们一年来之所以获得以上各种成绩，自然是由于我们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能够坚持，特加是我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成绩和以后继续取得的成绩，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当然，我们是不能忘记有许多友军，进步绅士以及豫鄂边广大人民对我们的深厚同情和热烈的赞助，这一点是必须提出来的。

　　最后，一年来的成绩也是依靠于我们豫鄂边区党和全体指战员的团结努力、艰苦奋斗、英勇作战的精神来取得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团级干部才有丁宇震、李宗南同志，营级干部有何家荣、宁刚文、刘立安、谢玉龙、高功、蔡世芳、袁鸿德、袁高峰、孔耀、孙震、张文廷、望前进、张冀来、徐励、丁少谋、周国义、史正万、张奇江、袁正超、李杨德等同志在各个战役中英勇壮烈地牺牲了；还有连排级56人；班长以上[下]的853人。战士牺牲者百分之七十为共产党员，干部者多为政治工作人员。其次，还有光荣负伤的团干部熊作芳、梁天云、王海山、周正、陈一震、朱立文等同志；营级干部黄宏坤、曹玉清、林金山、宋蕴辉、陈炼、宋学汉、李冠群、张和知、陈震山、曹忠魁等同志。此外，尚有连级干部95人，排长以下的1856人，他们都是以自己的鲜血来报之国家民族，在每次战斗中都表现其无限的英勇，表现其对于民族利益之无限忠诚。

　　其它，尚有许多积劳成疾的同志，如周志刚、王友德同志等。他们身体很弱，但仍是不辞劳苦，不避艰险，无日不在艰苦奋斗中过生活。他们都充分具有布尔什维克的伟大精神。我们伤亡同志的血绝不白流的。一年来的英勇斗争，有他的伟大代价。他们的名字将刻上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史册，而历史的光辉也将照着他们光荣的名字!

　　我们坚决打击敌伪，处处遵守统一战线，对于一切抗日友军，坦白诚恳去帮助他们、团结他们，执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国策始终如一，彻头彻尾，行之慎审，虑之周详，从未有过越轨之处。我们的同志更是诚心诚意，不顾鲜血头颅，与民族敌人作殊死战。

　　这一事实，谁也不能否认，而且也无法否认。但有些别具心肠不顾民族大义的人，他们始终不去了解而且也不愿意去了解事实，他们故意歪曲事实，抹杀事实，他们无日不在造遥中伤，制造磨擦，到处散布“新四军破坏地方行政”、“游而不击”等谰言。但我们要以事实告诉全国人士，我们在这里所作所行，无一不是符合于三民主义原则的。在摧毁伪政权以后所设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都是各派别、抗日士绅所积极参加的。这里的民众都是很可靠的证人。他们还谴责我们“占据地盘”“扩充实力”，他们要我们放弃坚持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但我们认为这种成见，是违反了全国抗日人民要我们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的要求的。至于“扩充实力”，如果是指我们抗日武装力量扩大的话，那是抗日过程中之理所必需。因为只有把抗日力量不断的壮大与提高，才可能最后战胜敌人。如果借口不应“扩充实力”，反对我们抗日力量的发展，那无异于不希望抗战胜利。这种论调我以为不但对中国没有丝毫利益，而且正是帮助了敌人。

　　不管亲日派投降分子反对我们如此坚决，或者手段是如何卑鄙毒辣，我们同样要坚持豫鄂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坚持抗战到底；同时，我们对一切企图造成内战，进攻新四军的人们，亦必须采取严正的自卫斗争，予这些人以反击。

　　我们希望豫鄂边区的抗日友军、友党以及一切抗日人民，切实与我们团结抗日，枪口一致对向帝国主义，争取抗战最后胜利。

　　今后我们要以热诚的态度去帮助豫鄂边区的抗日友军友党，以至任何抗日地方政府。

　　我们今后仍将尽力帮助群众团体，尤其是群众的武装组织，使之能够保卫家乡。

　　豫鄂边的一切抗日的同志们!抗日的地方政府，抗日的同胞们!我们坚持团结抗战到底，我们反对一切分裂行为，我们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最后胜利!

　　194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