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任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原局书记期间，深入华中敌后，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选择皖东为发展华中的战略基地，以苏北为发展华中的前进方向，领导江北新四军、八路军，坚决抗击日军，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积极向苏北以东海边发展，建立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创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刘少奇于1939年11月底抵达皖东后，在指导整个华中工作的同时，直接领导了皖东军民的抗日斗争，建立了皖东抗日根据地，随后又直接指导了苏北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0年10月下旬，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和大批干部前往苏北与陈毅部会合，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统一领导苏、皖、豫、鄂四省的抗日斗争。他在皖东期间的艰苦工作，为发展华中的抗日局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从延安到皖东敌后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当时党中央预计，徐州、武汉失守以后，日军有可能继续向西进攻，中原地区将成为敌后，为在广大中原地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11月9日，中央政治局任命刘少奇（胡服）为中原局书记。同月23日，刘少奇与朱理治、郭述申等从延安启程，于1939年1月28日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留守处驻地，正式建立中原局领导机关。3月，刘少奇接中央通知，返回延安，中原局书记由朱理治代理。

　　1939年秋，党中央察觉日军不再向西进攻，长江以北地区乃至整个华中地区党的工作和抗日武装斗争急需加强领导。9月17日，刘少奇奉命偕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等一行，从延安出发于月底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10月9日率中原局机关离开竹沟镇，于11月初到达豫皖苏边涡（阳）县北新兴集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彭雪枫处。11月底在彭雪枫派部队护送下，南渡淮河经正阳关抵达皖东定远县藕塘镇附近山黄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后驻中共苏皖省委所在地滁县（今滁州市）章广区瓦屋薛村。刘少奇、徐海东等的到来，受到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等的热烈欢迎，并在瓦屋薛村召开有军队、地方干部和党员积极分子参加的欢迎大会，张云逸致欢迎词，刘少奇讲了话。他在讲话中分析了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一年中，日军为巩固其占领区，对华北和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频繁“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为准备投降日本侵略者，加紧掀起反共高潮，不断制造磨擦事件，迫令在皖东和皖中地区的新四军开往江南，同时又调集兵力进攻这一地区的新四军，妄图消灭人民抗日武装。由于中共中央东南局主要负责人对江北工作的指导方针的错误，没有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部队没有后方依托，皖东地区的新四军在日、伪、顽的夹击下，处境十分困难。

　　二、正确贯彻党的工作指导方针

　　刘少奇到皖东后，为了贯彻党在敌后独立自主全面抗战的战略方针，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分析了皖东和华中日、顽、我的基本态势及“三角”斗争的特点，于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先后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正确解决了皖东和华中地区抗日斗争的方针政策问题。

　　第一次中原局会议于1939年12月中旬在滁县瓦屋薛村召开，刘少奇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及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他在肯定华中工作成绩的同时，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及其影响和危害。会议讨论确定了党在皖东地区必须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本方针。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苏皖省委，组建中共皖东津浦路东、中共皖东津浦路西两个省委，并将在国民党大别山区工作的千余名中共党员和革命干部，撤封皖东分配工作。

　　第二次中原局会议于1941年1月中旬在定远县山黄村召开，会议强调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抗日武装的极端重要性，根据形势变化，研究了在华中首先在皖东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和任务。

　　〔1〕 李品仙，国民党第五战区副总司令、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

　　〔2〕 韩德勤，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

　　第三次中原局会议于1941年2月下旬在定远县大桥附近的湾杨村召开，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李品仙〔1〕和韩德勤部〔2〕积极准备向皖东进攻的形势，会议强调指出，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只有敢于坚决进行反磨擦斗争，才能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确定了相应的方针和任务，保卫皖东这一极端重要的抗日阵地，并研究确立了对国民党顽固派和李品仙部桂系军队区别对待的斗争策略。

　　刘少奇还在各种会议和个别谈话中，用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述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华北抗日斗争的经验教训，使广大干部提高认识，消除顾虑，明确方向，增强信心。

　　关于发展人民武装的问题，他反复强调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抗日武装。他批评了部队只三“精”，不求发展的“精兵主义”观点。并说，有人反对我们招兵买马，我看能招到兵买到马就不错，革命的兵为什么不招?革命的马为什么不买?有人不用，有马不骑，革命能胜利吗?革命的兵要招，革命的马要买，发展革命武装，应当多多益善嘛!

　　关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问题，刘少奇批评了所谓的“华中特殊论”。他生动地指出，抗战打日军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人，有了枪和人还要有“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根据地。有了政权和根据地，我们就可以招兵、征粮、收税，就能让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坚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关于对待国民党制造反共磨擦的问题，他批评了有的人怕刺激了国民党，影响国共合作而采取迁就退让的做法。他指出国民党顽固派无时不企图控制以至消灭共产党和新四军、八路军，在华北制造反共磨擦遭失败后，把武装磨擦的重点转到华中。他要求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对待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指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团结又斗争，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达到团结的目的。只有击退反共顽固派的磨擦和进攻，才能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关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否合法的问题，刘少奇说：“在国前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抗日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全国人民最高的法律原则”〔1〕，只要人民承认就是最合法的。他批评了一些人屈从于国民党限制的错误做法是“木匠打枷枷自家”。

　　对前一时期江北地区的工作，刘少奇作了基本肯定。如新四军第四支队奉命东进抗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后，继续贯彻了中央东进方针，组建了第五支队，加速了新四军江北部队在皖东敌后的战略展开；开辟了以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和以来安县半塔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他同时认为皖东沦陷之初，日军仅占交通点线，国民党败退大别山，皖东地区正是组织人民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大好时机，有可能使皖东早些成为华中的抗日根据地。由于当时华中党的组织“仅仅以帮助国民党军队抗战为满足，派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国民党廖磊、李品仙建立大别山根据地”，而桂系则利用我党力量使自己在大别山站住脚后，转而反共。这样华中的工作不仅丧失了发展的最好时机，而且自白做了别人的“苦力”。这是值得记取的教训。

　　经过刘少奇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皖东广大干部思想豁然开朗，精神大振，明确了中央关于深入敌后抗战的指导方针，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自觉地总结了经验教训。这种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上的转变，为摆脱当时的困境，创造皖东和华中抗战的新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而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皖东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了迅速发展，到1940年2月，第四、第五支队由原来的7000余人扩大到15000余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5000余人，党组织和抗日群众团体得到普遍发展。

　　〔1〕 《刘少奇选集》上卷175页。

　　三、领导皖东军民反“扫荡”、反磨擦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华中日军加紧了对新四军的“扫荡”。1939年12月21日至23日，日、伪军2000余人“扫荡”全椒县周家岗和古河地区，驻古河的国民党安徽省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兼第十游击纵队司令李本一率部不战逃跑。刘少奇指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第四支队组织好反“扫荡”战斗，要避其强锋，击其弱翼，精心捕捉战机，充分利用地形在运动中出其不意地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粉碎敌人“扫荡”，减少人民损失。第四支队在司令员徐海东指挥下，与日伪军激战于周家岗、玉屏山等地，歼日伪军160余人，击毙敌军官2名，生俘日军分队长一名，乘胜收复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古河镇等地，在皖东津浦路西首次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为团结友军抗战，将收复的古河镇仍交还给李本一。1939年12月至1940年1月，由司令员罗炳辉率第五支队一部和由陶勇率领的新四军苏皖支队协同作战，粉碎日、伪军2000余人对皖东津浦路东天长、仪征、六合地区的“扫荡”，歼敌300余人。路西、路东反“扫荡”的胜利，打开了皖东地区的抗战局面，震惊了驻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及准备粉墨登场的汪精卫汉奸集团。

　　在日军“扫荡”的同时，国民党蒋介石在全国掀起反共高潮，在华中敌后要强占新四军开创的皖东抗日游击根据地，一面迫令皖东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南调江南，一面又制定了围歼淮河流域等地区异党活动的反共方案〔1〕，密令李品仙和韩德勤调集20余团的反共军队，从东西两面向皖东新四军大举进攻。

　　〔1〕 “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

　　在决定新四军江北部队和皖东人民生死存亡的关头，刘少奇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绝不向进攻我之顽固势力让步”；如果在此关头动摇“就要造成极大的罪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动皖东新四军全体官兵和十五县广大民众的积极性，保卫皖东这一极端重要的根据地的指示，刘少奇领导江北指挥部和地方党组织动员全体军民积极迎击反共军的进攻，并同江北指挥部制定了第四、第五支队、苏皖支队、江北游击纵队协同作战的部署。

　　1940年2月下旬，桂军第一三八师一部与李本一部及颜仁毅〔1〕部向新四军防地滁县界牌集（今属定远县）、定远县大桥地区大举进犯。刘少奇、张云逸调集新四军第四支队、江北游击纵队、第五支队、苏皖支队协同作战。3月7日，第四支队首先将向界牌集、大桥一线进犯的李本一部击溃，3月11日攻占了定远城，赶走了该县顽县长吴子常。12日，消灭了颜仁毅部的有生力量，放颜逃往寿县。各路部队展开自卫反击作战，有力打击了反共军的气焰，击退了桂军的进攻，取得了津浦路西自卫反击战的重大胜利。

　　在李品仙部进犯津浦路西之际，韩德勤部趁第五支队主力西援之隙，调集10个团的兵力向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进攻，于3月21日首先围攻驻半塔集第五支队后方机关和少数留守部队。刘少奇、张云逸指示留守路东的邓子恢、郭述申、周骏鸣等率部坚守待援，并电苏北新四军叶飞部西援。守卫半塔集的部队奋战了七昼夜，在路西反击战取得胜利后，第五支队、苏皖支队和第四支队一部回师路东，与西渡运河驰援之叶飞部队东西进击，韩部不支，全线动摇，仓皇溃退到三河以北，半塔保卫战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津浦路西和路东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为全面建立皖东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这次皖东自卫作战胜利后，毛泽东致电认为这次反磨擦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

　　〔1〕 颜仁毅是国民党皖北行署主任兼第十二游击纵队司令。

　　1940年5月13日，日伪军3000余入侵占定远城，“扫荡”藕塘地区。同月27日，日、伪军2000余人“扫荡”来安地区，占领来安县城。这两次“扫荡”，均被我军粉碎。李品仙借机又向路西新四军地区进攻，在我取得自卫作战胜利的形势下，刘少奇指示，同桂军进行谈判，并达成了以淮南铁路为界的停战协议。7月，路东反动地主进行暴乱，路东党政军领导机关遵照刘少奇指示，坚决平息了暴乱，并彻底肃清了路东各地的反动势力。为了实现发展苏北的方针，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主力一部于8月初乘势强渡三河，开辟了苏北的淮（安）宝（应）地区。9月，日伪军万余人“扫荡”路东地区，被路东军民彻底粉碎，从而保卫和巩固了皖东抗日阵地。

　　四、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

　　在反“扫荡”、反磨擦斗争中，刘少奇指示：一定要大刀阔斧地工作，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我们的政权。1940年3月，皖东军政委员会和皖东津浦路东与路西省委陆续委派了各县县长，从3月到9月，定远、滁县、凤阳、全椒、合肥、和（县）含（山）巢（县）、来安、嘉山、天长、盱眙、高邮、宝应、淮（安）宝（应）、六合、仪征等15个县先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4月18日，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委员会办事处成立，贺希明、邓子恢先后任办事处主任。8月1日，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委员会办事处成立，黄岩任主任，魏文伯任副主任。

　　在抗日政权建立之初，刘少奇亲自同委任为定远县县长的魏文伯谈了话。在皖东抗日政权普遍建立后，他谈了《对政府工作同志的几句话》，要求抗日民主政府了解民情，明察民隐，倾听民众的呼声，处理好各阶层的合理负担，实行“三七分租”；政府人员要廉洁，要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公仆、人民的教师，表现出民主政府的民主、进步与文明。他的这些指示，对指导人民政权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皖东地区各级党的组织和政府遵照刘少奇、中原局指示，大力进行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在军事建设上，放手发展人民武装，要求建设正规化党军。刘少奇到皖东后，非常关心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1940年1月18日，他出席江北指挥部第四支队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作了重要讲话，要求把江北新四军建成一支正规化党军，同时要求放手发展县、区、乡地方武装，将有战斗力的游击队上升为主力部队。

　　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了“三三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制度。建立了路东、路西及县级参议会，吸收开明士绅和民主人士参加政府工作，委派共产党员担任路东、路西备县联防办事处主任及县、区、乡长，既保持了对政权的领导，又保持了工农基本群众在政权中的优势，团结了开明士绅。在政权建设工作中，将从大别山撤出的干部和革命青年以及从部队中抽调的大批干部经短期集训后，分派到各县参加各级政权的工作。

　　在经济建设上，首先是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保护工商业，提倡自由贸易，发展生产。结合皖东的具体情况，制定并颁布了“三七分租、二五减租、分半给息”、“废除旧债”等政策条例、法令、规定，明令实施。联防办事处均设立财政经济委品会，加强了财经工作的建设和管理。通过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实施，有力地调动了各阶层的抗日积极性，保护了人民的利益，保证了部队的供给，又争取了大部分中、小地主和开明士绅支援了抗日斗争。

　　在文化教育工作上，政权建立初期即重视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创办了学校，培养抗战建国人才，普及小学教育，同时发展文化事业，创办了文化团体和各种报刊。

　　在群众组织建设上，深入动员和建立工、农、青、妇、商、文及儿童团等各种抗日群众团体，使群众性的抗日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成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坚实基础。

　　在斗争频繁复杂的皖东敌后，进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这在当时的华中地区是一个创造。对此，陈毅在1942年作了这样的评述：“刘少奇明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首先在皖东路东路西开始了群众工作的建设，予华中全局以先导作用”。〔1〕

　　〔1〕 见陈毅《1942年的华中工作总结》

　　五、重视党的建设

　　刘少奇到皖东后，紧紧围绕党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与抗日根据地这个中心任务，加强了党的建设。

　　首先，他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调整了皖东党的领导机构，指示各地努力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注意党员质量。他还十分重视党的理论建设和思想建设，教育干部必须树立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加强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做马、恩、列、斯的好学生，并要求党的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指导工作，解决问题，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党的观念，牢固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理想和决心。

　　对一般党员，他指示地方党组织编好党课教材，向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要求党员牢记党的基本纲领、宗旨、组织原则、组织纪律，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1940年6月，他发现党内出现一些怕艰苦、图享受、纪律松懈等不良倾向，及时狠抓了党员教育工作。7月1日，江北指挥部在来安半塔集大田郢召开纪念党的诞生19周年大会，刘少奇作了《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要求每个党员尽心负责地为党工作，树立全心全意为党、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精神。

　　六、转战苏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