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八年秋，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中共河南省委指示我们战教团全部加入敌后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当时我们有四十多人，老团长范文澜接到上级指示后，立即率领我们出发。

　　经过几天的跋涉，我们来到信阳县邢集。在邢集，我们见到了久已闻名的红军女干部——危拱之同志，见到了多次指导过战教团工作的马致远（即刘子厚）同志，还见到了在国民党七十七军工作的老地下党员朱大鹏同志，以及老红军王海山同志。来到了这里，大家象久别家乡的游子又回到家里一样，真有说不出的高兴。阵阵的欢声笑语，把一路的风尘全化为乌有。

　　到邢集的当天，危大姐便告诉我们这次集中的目的：我党为了适应抗战发展的需要，迅速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建立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在邢集成立了一支新的抗日武装——信阳挺进队。

　　①本文作者一九四○年曾任中共信南县委书记。

　　部队成立的第二天，就离开了邢集，直向四望山开去。十二月初，部队来到黄龙寺。从这里再往南几十里，便是四望山区了，我们战教团编到政治部的同志，也分成若干小组到附近山区开展宣传活动。不久我们和四望山上的抗日武装力量取得了联系，就朝四望山进发了。

　　二

　　四望山位于信阳西南，离城九十华里，东连大别山，西连桐柏山，纵横百余里，是群山中一个较高的山峰。据说站在峰顶，能望见信阳、桐柏、应山、随县四个县城。

　　山区人民勤劳勇敢，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我党曾在这里领导过农民暴动，起义农民曾打到山外，占领过信阳车站。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山外的反动派洗劫了四望山，但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不甘屈服的山区人民，在日本鬼子占领信阳后，又在当地进步学生黄绍九（即黄彦平）领导下，组织了一支抗日自卫队，虽然只有二十几个人，但抗日的决心很大。

　　我们的部队来到四望山，带来了春天的气息，受到黄绍九领导的抗日自卫队和群众的欢迎。战教团的女同志，分散到各个湾子里，很快就跟妇女和孩子们熟识了。群众有什么事，都愿意找我们说，我们也积极为群众办事，使群众对我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

　　部队到四望山后，很快建起了卫生所，汪毅同志既是所长，又是医生。卫生所条件差得难以想象，给伤员治伤，只有红药水和普通的棉花。有时棉花不够用，只有洗干净后再用一次。一般伤病员睡在地下铺的稻草上，重伤员睡在门板上。伙食费每人每天五分钱，重病号吃稀饭，偶尔能吃上几个鸡蛋就算很不错了。特别让人伤脑筋的是，从伤员身上取出子弹时没有麻醉药，都是直接用钳子往外拔。当我看到伤员咬着牙，疼得满头大汗也不叫一声疼时，真是感到，我们的战士真不愧是铁打的英雄汉。

　　一九三八年夏，我们战教团来到谭家河一带开展救亡活动时，和当地的共产党员张裕生、周映渠和任子衡等办过农民学校、识字班，还组织了儿童团。在张、周、任等同志的领导下，谭家河很快搞起了游击队，两、三个月时间，就发展到二百多人。平汉路东的蔡韬庵，蔡玉昆（后叛变）和张牧云等，也在武汉、信阳沦陷后拉起了武装。按党的指示，王海山同志带着部队到当谷山一带找到他们，把他们接到四望山和我们会合在一起。这一下我们这支队伍发展到有一个团的规模。部队进行整编后，成立了信阳挺进队①，下分三个大队，连队配有教导员，政治部的人也多了，成立了党总支委员会，开展部队中党的工作。

　　一天，危大姐（危拱之）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去接触四望山抗日自卫队队长黄绍九。当时，他率领自卫队住在祖师顶的山寨上，危大姐让我了解一下他的情况，条件成熟后发展他入党。

　　①信阳挺进队在北王岗时已宣布成立。

　　我到了祖师顶，和黄绍九取得联系，他每次见到我，都非常热情。这是因为当时他已了解到我们的部队情况，危大姐和刘子厚同志也已多次和他谈过话，还送给他一些毛主席有关抗日战争的着作。我们每次谈起来都很融洽，很快便和他沟通了思想，感到这个青年充满着抗日热情。一天晚上，当谈到共产党和延安的时候，黄绍九的眼睛亮起来了。他激动地对我说起几次要去延安的情景。末了，他向我提出入党的要求。我紧紧握住他的手说：“绍九同志，快把你向党的要求写出来，我替你转交给党组织，希望你和家乡人民一道，把四望山变成抗日堡垒。”不久，黄绍九同志领导的抗日自卫队扩大了，也编入了我们的队伍，成为新四军的正规部队。

　　（三）

　　一九三九年元旦过后的一天，我刚从连队回来，司令部参谋甘迈喜盈盈地告诉我：“上级来人了。”我去一看，果然在司令部里坐着一位身材魁悟、穿着灰布军装的人，正操着一口湖北话和刘子厚等同志在谈着什么，不时地还爆发出一阵阵笑声。这就是李先念同志。

　　先念同志当时是党中央派到鄂中地区，同在那里领导抗日斗争的陶铸同志会合，统一领导豫鄂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开辟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他在四望山停了几天，给干部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精神，讲述了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光辉思想，同时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向大家介绍了全国各个战场上的抗战形势，还用一年来敌我力量对比和形势的变化，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毛主席的战略战术，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毛主席的光辉军事思想，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当谈到统一战线时，先念同志列举了大量事实，批判了王明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气愤地说：“为什么一切要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国民党叫我们统一军令，就是要限制我们抗日武装的发展，不让我们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如果我们听了蒋介石的话，那就连日本鬼子也打不成，我们是决不答应的。哪里有日寇，我们就到哪里去消灭他们，这用不着别人同意，这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赋予我们的神圣任务。”先念同志接着说：“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蒋介石是靠不住的，救国的责任落在我们共产党的身上，我们若不顾民族的利益，还叫共产党？”先念同志这次来四望山，给我们这支部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使我们坚持抗战的劲头更大了。

　　先念同志讲话很直率，又很幽默有趣。他在工作上要求严格，但平时和我们说说笑笑，从没有首长的架子。他来后不几天，大家就很愿意和他接近，一点也不感到拘束，都亲切地称他李司令。记得有一次，他呵呵地笑着说：“什么司令，洒一泡尿的功夫队伍就过完了！”他见大家哈哈大笑，又说：“现在部队是少些，但是总不能就这几个兵吧！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放手发动群众，我们的队伍就会很快地发展起来。总有一天，敌人会怕我们的。”先念同志讲的话，给我们以莫大的鼓舞，使我们更加坚信，我们这支队伍必定能更快地兴旺发达起来。

　　当时，我们部队的生活很苦，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菜金，平时是清水萝卜。这次开会改善生活，大萝卜里有几片肉，大家吃地很香甜，先念同志和司令部的几位领导同志围着一盆菜，一人端着一碗饭，高兴地吃着。这时，有几个好说好笑的同志，把自己菜盆里的肉挟吃光了，又挤到女同志的菜盆边捡肉吃。谁知被先念同志看见了，他笑着说：“你们这些馋鬼，别总欺侮女同志，到我们这边来吃吧，有的是肉！”其实，他们那盆里的菜和我们的菜都是一锅做成的，怎么会比我们盆里的肉多呢？他的话，给这顿饭增添了活泼的气氛，那情景直到今天也难忘怀。

　　先念同志在四望山住了几天，要继续到鄂中去和陶铸同志发展起来的武装会合，临走之前，危拱之同志在干部会上讲：“先念同志带领的部队是用新四军的名义，我们一定要保证他带的兵精悍，兵源充足，人好枪也好。各连队都要抽出一些人跟先念同志去。”并督促我负责完成这个任务。当时，我们部队有一个团的规模，各大队、中队干部回去一传达，干部和战士们沸腾了，都愿意跟李司令走，去当名符其实的新四军。有的还说：“调我们的枪，我们人也得去。”经过教育，个人服从组织，最后从四中队调走一部分人，枪支全是三八式的大盖枪。先念同志满意地率领着武装齐备的一个连向鄂中开去。

　　四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反共活动逐步加紧，抗日斗争更加艰苦了。但是，边区人民在党中央正确路线指引下，抗日烽火越烧越旺，抗日武装继续壮大，根据地扩大了，党的组织和地方的武装力量也不断发展，战教团在山外活动的地点都很巩固，平汉路两侧成为我们消灭敌人的战场。我们在信阳、柳林一带专打日本鬼子的列车。有一次，打死日本兵八十多人，车箱底被手榴弹炸穿，因为车头没有被打坏，它拉着车箱跑了，日本侵略军的血顺着铁路一直流到信阳。

　　这年春天，信阳县长李德纯被国民党撤职，我们这个信阳挺进队的番号也不能再用了。没有个名正言顺的番号，部队就不便于活动，会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危拱之同志指出：“只有党的绝对领导，保证部队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我们才能战胜任何困难。”她要求我们一定要加强连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不久，我们就被改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三团队。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第五师成立时，又编为十三旅三十八团队，一直为五师的主力团之一。

　　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三十八团的兵源都由信阳一带的地方武装补充。这支信阳的人民子弟兵和信阳的英雄人民一道，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立下了卓越的功勋，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为抗日战争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