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发生之日，我在延安第二期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大队九队任副队长。七月七日芦沟桥的炮声，加速了我们的结业，很快分配了工作。有的留在延安，有的派往前方部队，有的分配去做白区工作。

　　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把陕北苏区改为陕甘宁特区政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党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八路军一一五师立即开往察哈尔蔚县作战（当我军出动后已沦陷）；大江南北八省红军游击队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两党谈判整编，以便于团结一致，共同对日军作战。

　　在洛川会议期间，党中央组织部调我到洛川分配工作，八月二十六日，决定让我随秦邦宪（博古）去南京中共中央代表团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任少校科员。

　　南京沦陷前，代表团和办事处分批撤出南京。我奉命率机要、通讯人员和机关干部乘火车从浦口上车，经徐州转陇海路，到郑州又转平汉路，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十二月，周恩来来武汉任中共中央代表团首席代表，与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等许多中央负责同志会合，组建中共中央长江局和新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钱之光任处长，我任总务科长。

　　一

　　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太原先后失守，战火烧到中原大地。毛主席号召共产党员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并指出了十八种好处。经我申请，长江局派我到河南确山的竹沟中共河南省委分配工作。

　　到省委后，即分配到当时中共豫南特委工作，书记是王盛荣，我是特委成员，主管军事工作。分配我去“第一战区豫南民运办事处”，以组织科长的公开身份，做豫南十六县的党群工作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

　　“豫南民运办事处”专员是武汉大学教授兼鸡公山林场主任李相符，是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李世璋通过董必武推荐而任命的。办事处地址在平汉路鸡公山车站附近。李专员当时不是党员，这里有党的秘密支部。我到达以后，武汉就通过豫南民运办事处加速进行豫南十六县的抗日游击战争准备工作。

　　当时，在豫南活动的还有一个“第五战区青年军团第五中队”，中队长是莫以凡，五中队秘密党员蒲思澄也是特委成员，通过他用“第五战区青年军团”名义，取得一、五两个战区合法地位与相互配合。

　　在我到“豫南民运办事处”之后，先后在信阳谭家河办了一个农民游击战训练班，在平汉路柳林车站办了一个平汉路工人游击干部训练班，并组织了“谭家河农民自卫队”、“平汉铁路工人自卫队”。豫南十六县在我去前，就组织了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并在县委领导下，发展党的组织。不过，当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在王明领导下，学习西班牙内战“保卫马德里”的经验，提出“保卫大武汉”的口号，把一千名党员干部，留在武汉搞演剧队、宣传队、慰劳队和职工夜校等工作。在农村，没有派出更多的人准备武汉外围抗日游击战争。

　　武汉沦陷时，上千干部都撤往后方，敌后游击战因缺乏战略准备，缺少干部，不能作战略性的展开。

　　日军抄袭“吴楚柏举之战”战术，一方面在长江正面疲劳我军，把重兵吸引到田家镇江防之线；另一方面从浦口出兵，用机械化步兵，沿信浦公路长距离奇袭信阳。胡宗南吃了败仗，信阳于十月十二日失守。日军沿武胜、平荆、黄土三关要隘小路，迂回武汉侧背，罗卓英手中十万大军，在敌人突入三关，长驱直入之下，溃不成军。冈村宁次在长江正面日军配合下，八天内即占领武汉三镇。“保卫大武汉”宣告结束！

　　信阳失守后，我和李相符专员离开了鸡公山，去谭家河农民自卫队视察。这时陈显民的红枪会号称万人，用长矛在西双河之线抗拒日军，说是“枪刀不入”。当日军的机关枪、小钢炮、步枪响彻山谷时，红枪会死伤数百人，溃退下来。我谭家河农民自卫队虽是红枪会，因为他们认为是“党学”（即共产党的红学），就不要我们参战，当日军向谭家河前进时，我和李相符督促他们紧急撤退，去到中华山里隐蔽。队员们扶老携幼，担着行李，抱着娃娃隐蔽起来，以图后举。

　　豫南民运办事处撤到武胜关车站时，信南一带还炮声隆隆，我们移至花园附近一个湾子，开了一个会，会议决定由我和李相符去中共中央长江局请示工作，并解决李相符入党问题。

　　大约是十月十五日左右，我和李相符、苏苇三人到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会见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我们要求叶剑英对组织军、政领导机关作些指示。

　　这时，八路军办事处和长江局已经准备撤退，连招待所都已取消。我要干部，给了一个当招待所长的罗烈夫和从延安抗大新分配来的一个学生，总共给了两个干部。

　　按照党中央的规定，凡是国民党专员以上干部入党，必须由党的领导干部介绍，经中共中央批准。我作为李相符入党介绍人，经中共中央批准，李相符为共产党员。

　　李克农传达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的报告《目前形势与任务》，听取了叶剑英对组织司、政、后各部之间职权范围及相互关系等具体工作的指示。叶剑英和李克农告诉我，目前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与我党关系还好，李宗仁提出，在第五战区地区内成立“第五战区豫鄂边抗敌工作委员会”。长江局决定派钱君瑞等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李表示同意。但是他的“抗敌工作委员会”只准我们推举一些当地名流学者参加，我已推荐湖北省前厅长李范一、武汉大学教授李相符、河南大学教授范文澜参加“豫鄂边抗敌工作委员会”，并组建政治部，由李范一任政治部主任。中共湖北省委即撤销，分别成立中共鄂中区党委，钱瑛任书记；鄂西北区党委，王翰任书记；豫鄂皖区党委，郭述申任书记。当时主要是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大约是十月二十日后，我们离开武汉，回到花园附近住地，和“豫南民运办事处”全体人员会面，立即召开会议，本着长江局叶剑英和李克农传达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指示，“豫南民运办事处”兵分两路：

　　一路由我和王青（惠兰）、罗烈夫及两个青年学生共五个人，留在豫南敌后，组织部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另一路由李相符率领全部“豫南民运办事处”干部，去襄樊找李宗仁，组织“豫鄂边抗敌工作委员会”，做李宗仁的统战工作。

　　二

　　我们离开花园车站，正是日军飞机轰炸我军汽油库的时候，我们听到轰炸声，回头看油库已中弹起火，一股浓烟直冲霄汉。到广水时，战地伤兵医院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了，我们当晚就住在那里。由于我们对当时敌情不明，晨起之后继续前进，走了几十里路，当天住在应山县城关帝庙里。一路上没有看到国民党成建制的部队，零星的溃兵不少。吃过早饭，便向应山县最北部的浆溪店进发，当晚住在浆溪店。听群众说应山县城当日失守。此地不宜久留。又从浆溪店出发，进入群山小路之中，直到西辛店，遇到一个自称“游击四支队”，把我们盘查了一顿，我拿出了新四军军部中校参谋的护照，向他说：“奉命到河南确山县八团留守处去。”他们迟疑地放我们通过了。

　　这天中午，到了黄龙寺，不期而遇地碰上了信阳县政府李德纯（朱毅）的部队。

　　李德纯原是程潜的副官长，在他来信阳之前，曾向程要了一批枪支。信阳沦陷后，他带着县常备队离开信阳，来到黄龙寺。我到黄龙寺，以豫南民运办事处组织科长的名义求见县长，他叫秘书陈守一接见我，我就在李德纯外屋与陈守一交谈。我把六届六中全会毛主席报告精神、形势与任务简要加以介绍，又向陈讲了如何开展豫南抗日游击战争等。当时，李德纯就在隔壁屋里，我讲的话他都听到了。他从屋里走出来说：“你讲得好，我都听到了，很受启发。”他又问我姓名，问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说；“我们豫南民运办事处在信阳失守时即撤离，李专员去襄樊五战区找李宗仁去了。我去武汉，眼看武汉也要沦陷，我在豫南民运办事处时，四区区长吴少华是我朋友的朋友，想在那里做点小事。他说：”你就不要去了，吴是我的一个区长，到他那里和在我这里都一样，你就留在这里吧！“我又向他说：”我是个东北军的军人，当过中校团副，不懂政治，爱交朋友。我把带来的几个人都向李县长作了介绍：“这位女同志叫王青（王惠兰），北大学生，‘一二。九’运动中是北大女学生骨干；这位是江苏松江人，名叫罗烈夫，是从监狱里才出来的，是共产党的嫌疑犯。”对另外两位青年也做了介绍。向他暗示我们是一些坚决抗日的左倾青年，用以试探他的政治态度。他并无反感地说：“豫南民运专员李相符我们见过面，我们是朋友，凡是他的人我都放心。你们大家不嫌弃就留下来吧！”我们看他言谈爽快，求贤心切，当他面五个人交换了意见，大家都同意，最后就确定留在信阳县政府工作。

　　李德纯县长在信阳沦陷时，只带出了一个常备中队，有八十多人。信阳县共有三个常备中队，李兼司令，副司令李书凯（是国民党复兴社分子）把大部分的常备队拉走了。李德纯还带来了一个公安局刘局长和二、三十个警察，另外还有交通中队十来个人，这三部分总共也只有一百多人，这就是李德纯县长当时部队的情况，我就留在这里当了他的“军事教官”。每天上操讲课。王青同志当了宣传队长，做群众工作。罗烈夫等三个男同志当了一、二、三中队指导员，协助他掌握从信阳城里带出来的所谓“三个中队”。

　　西辛店吴保其部队有几百人，我告诉李县长：“‘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人家强大，你还软弱，你虽是县长，但管不了人家，住这里很危险，要换个地方才行。”他问我：“撤到什么地方去呢？”我说：“可以撤到四区尖山一带，那里有王尚朴、吴少华的部队，可为羽翼。”他说：“那里可不去！那是共产党活动的地区。”我告诉他：“那都是过去的事，现在国共合作了，你如果不放心，可以先派个代表，以公开名义到竹沟交涉一下，请新四军留守处派一个公开代表来。不过据我所知，新四军是非常友好的，只要是抗日，他们就与你合作。”他当时在表面上没有表明态度，过后却秘密派人到竹沟新四军留守处取联系。竹沟中共河南省委很快就派文敏生来到李德纯这里。我们之间还不认识。我告诉他：“我是豫南特委的。”他回竹沟汇报李部情况时，我写了一个纸条，让他带回竹沟交给王盛荣，文敏生很快又从竹沟回来，我们一共六个人在那里做李德纯的统战工作，文公开名义是李德纯的秘书。同时，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成立了中共信阳县委，我和文都参加了县委，县委书记是一个青年学生黄云樵。我任县委军事部长，主要是负责李德纯的部队工作，找谭家河柳林部队。信阳一带，当时有六、七千土匪，分别属于王尚朴、吴少华、余镜清等人。我们办了一个“游击战训练班”，争取教育改造土匪队伍。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河南省委要豫南特委进入敌后，派来了王盛荣、王海山、危拱之和刘子厚，并从竹沟带来一批干部。从这时起，把李德纯的部队和我们在谭家河组织的部队，泌阳县被排挤出来的孙石的部队以及“七十七军”工作团朱大鹏（朱军）的部队改编为“信阳挺进队”。挺进队由李德纯任司令员，王海山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朱大鹏任副司令员、王盛荣任政治部主任，危拱之任政治部副主任。

　　这时，去襄樊的李相符已经见到李宗仁，“第五战区豫鄂抗敌工作委员会”也已正式成立，原湖北省三区专员石毓灵任主任委员兼豫鄂边游击总指挥，夏超任副指挥，李范一任政治部主任，李相符任政治部副主任。中共鄂中区党委委员、统战部长陶铸以公开共产党代表身份任顾问。总指挥部、政治部先设随县均川镇，以后政治部迁往长岗店。

　　经李相符提名，“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部”委任我为信阳指导员。信阳县政府部队成为第一大队；谭家河张裕生、任子衡部队为第二大队。七十七军工作团部队也合并于信阳挺进队，但保持原来的番号。光明剧团、河南战时工作团、信阳县政府宣传队，均投入群众宣传教育工作，豫南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出现了新局面。

　　以信阳县政府和信阳挺进队合法名义，初步建立起以四望山为中心的豫鄂边抗日民主根据地，并有了合法的地方政权，合法的武装部队。

　　十二月底，得到“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部”的邀请，抗敌工作委员会委员范文澜和我，一道去隋县的均川镇，会见总指挥石毓灵、副总指挥夏超、政治部主任李范一、副主任李相符，汇报了信阳县敌后游击战争开展情况和日伪军活动的动态，受到李范一、李相符的热情接待，见到了石毓灵和夏超，作礼节性的会见。

　　这时，中共鄂中区党委成立不久，也住在均川，我们会见了区党委书记钱瑛、副书记杨学诚和陶铸，大家见面都非常高兴，并向鄂中区党委汇报了信阳敌后武装斗争的进展情况。

　　中原局决定调我到鄂中区党委参加中共应山县委，兼中共河南省委与鄂中区党委的联络员。同时，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部也下令调我任应山县政治指导员，兼国民自卫团的政治部主任，还委任刘子厚为信阳县指导员。

　　我在一九三九月一月上旬，回到信阳北王岗信阳县政府。

　　一月十七日，李先念（化名李威）以“新四军豫鄂独立支队”司令员名义，率竹沟新四军留守处的基干部队一个连，约百余人，干部三十人，步枪九十六支，轻机枪一挺的新四军豫鄂独立大队从竹沟出发①。谭子正任大队长，周志坚任参谋长，娄光琦任大队副，途经尖山，编入尖山部队二十余人，称为二中队。在北王岗，与信阳县长李德纯会谈双方合作，相互配合作战之后，经中共豫南特委的决定，把泌阳孙石的独立中队，编入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为第三中队。

　　接着，李先念率部队进入豫鄂边敌后，在黄龙寺与信阳挺进队王海山、王盛荣、危拱之、刘子厚会合。

　　李先念到达豫南敌后，即去随县长岗店会见总指挥石毓灵商谈合作抗战，顺便与川军陈静珊（陈里）商谈合作问题。并与中共鄂中区党委书记钱瑛会见，商谈两个省委军事上的统一指挥和密切配合问题。中原局决定李先念兼鄂中区党委军事部长，形成两省党委部队初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从这时起，豫鄂边抗日游击战争，在李先念统一指挥下，得到迅猛的发展，不仅震动了日伪军，蒋介石也提出了“豫鄂边不是新四军防区，限期撤离，否则由第五战区派部队进剿”。这样，我们一开始便处于敌顽夹击，两面作战的形势之下，进入艰苦作战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