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汝南地委

　　注①本文作者当时任汝南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汝南地委书记。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竹沟惨案“。年底（或一九四○年初），豫鄂边区党委决定成立汝南地委，方德鑫任书记，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在这以前，汝南是中心县委，方任书记）。地委辖汝南、正阳、确山、上蔡、新蔡和罗山六县。地委机关曾设在汝南阎寨胡泽民家和正阳小黄庄黄治强家及王楼。地委分工：方德鑫管汝南、上蔡、新蔡；我管正阳、确山、罗山。一九四○年五月，方德鑫调走后，我接任地委书记。秋，经上级批准，肖章和确山县委书记杨安平参加地委为委员，胡泽民任地委秘书。

　　汝南地委一成立，就按照豫鄂边区党委的指示，把整顿和巩固党组织，作为全区的基本任务，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和领导了全区的干部撤退工作。后来地委机关由正阳迁到确山杨店东的大杨庄。一九四一年冬，汝南地委顺利地完成干部撤退工作后，豫鄂边区党委决定，撤销汝南地委和所属六个县的县委。在淮南设立了联络站，肖章同志为汝南、正阳、确山、新蔡、上蔡地下党总联系人。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

　　汝南地委成立时，正处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大规模反共高潮之中。早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就制定了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政策。由我党力争和推动而促成的国共合作的抗战局面，逐步遭到破坏。当时汝南是国民党八区专员公署所在地，政治斗争比较集中，反共的趋向也日益明显。国民党、三青团和第一战区驻汝南的军统、中统特务，以及政警队的便衣人员，都四出活动，采取种种手段，妄图破坏我地下党组织。国民党汝南第四区（马乡）区长温雁影，是同情抗日，支持我党工作的。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就大造”马乡赤化“的舆论，并派人监视温，迫使他于七月间辞职。该区六个担任联保主任职务的地下党员，也陆续被撤换或被迫辞职。

　　这年秋，国民党当局宣布解散合法的抗日群众团体一一青年救国团。并查封了群众团体创办的抗战刊物一一《抗战生活》。这时，设在汝南城内大地主万仲钵家的第一战区第八秘密电台（属军统），在特务头子钱东桥、陶纪元、周麟祥指使下，也十分嚣张。总之，当时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计划，是要把我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

　　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愿望相反，他们的”一网打尽“阴谋，在客观上却为我地下党进行应变准备提供了时间。一九三九年秋，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迹象已日趋明显，当时的汝南中心县委为使党员作好应变的思想准备，进行了革命前途和气节教育。对于已经引起国民党顽固派注意的和暴露身份的党员，进行分散隐蔽。党的领导机关和交通联络，往农村转移、分散。原来活动比较多的据点（如汝宁中学），也主动撤出。在城内考棚街开设了”天孙斋笔庄“（由刘茂林、傅欣主持），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同时还加强了上层统战工作，时刻掌握情报，密切注视动向，为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进攻做好准备。

　　竹沟惨案后第一批干部的撤退

　　第一批撤退干部的工作，是在竹沟惨案后开始的。惨案发生的当天和第二天，在国民党电台的我地下党员韩厚禄，接连三次送出情报。中心县委立即决定：把一部分愿意去敌后的青年党员，组织起来，用各种办法取得武器，武装通过蒋管区，去新四军六支队，并在出发时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一部分年老或较可靠、又未暴露身份的党员，分散隐蔽或另成支部，指定新的区委领导，以便长期埋伏，保存力量，以待时机，对部分动摇分子，则坚决清洗。当时，方德鑫和马鸿模，立即分头下乡，进行传达和动员。后来危拱之在西华主持召开了会议。方德鑫参加会议回来，传达了上级党立即撤退干部的决定，并对”武装通过“计划，作了修改。根据上级党委指示，汝南中心县委把所属党员分别建立支部，严禁发生横的关系。为了对党员进一步加强教育，宣传部油印了秘密刊物《曙光报》。一九四○年二月，开始撤退干部，主要是撤往新四军彭雪枫部。因为必须路经新蔡，我们便派马鸿模到新蔡城内，住在任芝铭家，负责接应和转送工作。到这年三月，共撤走三十多名干部（其中有两位医生，是党的同情者）。

　　大批干部撤退到豫鄂边区根据地

　　一九四○年三、四月间，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反共高潮，形势日益恶化。当时，汝宁中学这个基地已不能利用，马鸿模已撒走，其家庭也不能设机关，方德鑫只得经常转移住处，十分危险。因此地委决定将地委机关迁至城西南阎寨胡泽民家。胡泽民与国民党上层有交往，地委机关设在他家便于掩护。地委并决定让胡泽民开办大曲槽坊，安排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李凌云为”帐房先生“。肖章当时负责地区北部工作，有时也住在胡家。胡还经常与军统第八秘密电台头子和三青团、青帮人物接触，及时掌握情报。五月，方德鑫调走，我任地委书记，继续在全区贯彻整顿组织、准备应变的方针，并陆续撤退干部。还想尽一切办法打通与豫鄂边区的交通联络，以便取得根据地党委的领导和支援。八月三十一日，我地下党以合法名义主办的抗战刊物《宣传旬刊》被迫停刊。由我地下党支部直接领导、以国民党八区专署名义成立的政治巡回督导宣传团（简称”巡宣团“）也被解散，形势更加恶化了。地委决定：一部分在县城活动的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立即转到农村，割断与城内的组织关系。当时汝南城区区委书记张子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撤出县城的。他在出城前，还通知几名党的干部立即转移，免遭国民党政警队的逮捕。这时，地委强调的组织领导方法是：单线领导，分片负责，秘密与公开分开，把全区党员划为：坚决的、比较好的、不可靠的和表现不好的三类，分别成立支部，严禁发生横的联系。经过严格地整顿组织，为大批撒退干部争取了主动。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年春，汝南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也开始了大逮捕。我们的一小部分党员动摇逃跑，甚至叛变自首。这是因为，汝南县委在一九三八年政治形势较好时，发展党员很猛，最高峰号称一千二百名党员，把一些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也拉入了党内。尤其是让一些不坚定的党员去参加国民党的三青团。在形势处于低潮时，有一些人动摇变节，有的变成了真三青团员。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当时，汝南国民党成立了”国民自卫团“，反动头子李崇武任团长，军统头子陶纪元为总指挥，中统头子许联臣（即”许老转“）亮出了”黑名单“（准备逮捕的十几名共产党人名单，其中有胡泽民），汝南三青团主任王雨生，也一再指使诱捕共产党员，一时反共气焰十分嚣张。在此情况下，地委机关迁到靠近淮河北岸的确山县境内，根据豫鄂边区党委的指示精神，将撤退干部作为全区各县的中心任务。地委决定：县、区级以及好的干部尽可能全部撤走，自愿留下的好党员作为继续活动的骨干；将动摇的、不可靠的隔离开来，互不发生横的关系；还采取适当方式，严厉地警告叛变自首分子。当时，向全区党员提出：”离开温暖的家乡，走上革命的战场。“号召党员”过好这一关“。分工由各县委领导负责：杨安平、胡友录和李德润负责确山；肖章、李凌云、傅子英和胡泽民等负责汝南、上蔡；张昕、吴有德和任效棠等负责新蔡（一九四一年春，划归临泉党组织领导）；李青山、朱瑞甫、王振东、黄汉、熊克勤和李联华等负责正阳。地委全面领导这一工作。五、六月间，省委负责人张旺午来汝南、正阳视察工作，督促和指导干部撤退工作。

　　为了保证大批干部的安全撤退，汝南地委机关从正阳的王楼迁到确山杨店东的大杨庄。在李联华家建立了地委接待干部的联络站。我和张子明、朱瑞甫、黄汉、胡友禄等住在大杨庄。依靠许尚珍的力量作掩护。还有李进秀家，也是撤退干部临时住的地方。不久，又成立了信正确临时工委。地委指定王振东任书记，李德润、李联华等为委员。主要任务是打通淮南交通线，撤退大批干部到五师。淮南方园百里，敌伪顽横行，闹得荒无人烟。根据豫鄂边区党委指示，汝南地委决心突破淮南空白区，建立与信罗边根据地的联络。于是派朱心明和王治国，渡过淮河、浉河，穿过一百多华里的日伪统治区，越过岗哨密布的信潢公路，终于与信罗边取得了联系。在联络中，首先发展了几个党员，接着建立了几个联络点和接待站，以利撤退的干部安全通过。地委集中力量抓这一工作。到一九四一年冬，从汝南地区各县和安徽临泉、阜阳等地，先后撤退到豫鄂边区根据地的干部，共有三百多人。在撤退干部中，正阳的许尚珍起了积极作用。他不仅以武力保护了过路的党的负责干部，而且在吃住等方面，都宾客相待，给予很大的照顾。

　　在基本完成撤退干部的任务后，豫鄂边区党委决定撤销汝南地委及其所辖六个县的县委，由汝南中心县委书记肖章率领一个由秘书和交通员七、八人组成的班子（刘外叫”招待所“），在淮南一带，经常与赖鹏的淮南支队、张子明的淮南行政办事处在一起活动，负责淮北各县的联络和继续撤退干部及扩军等工作。

　　汝南地委执行豫鄂边区党委和河南省委关于撤退干部的指示，是坚决、果断的，并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当时艰险、危急的形势下撤出了大批干部（包括汝南地、县级全部领导干部），这对于保存革命力量，支援边区建设，并为后来造就许多领导干部具有重要意义。撤退前，经过严格的组织审查，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制定稳妥的行动计划，布置得力的交通联络，进行有效的统战工作；撤退时，领导不避风险，亲临一线指挥，紧紧依靠群众，做到和衷共济，上下一心，为汝南地区党的历史留下了可贵的经验。这些经验，是汝南地区的党，在总结和汲取了一九二八年以来多次遭受严重破坏的历史教训中取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