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华中战场上，面对日寇的疯狂进攻，国民党四十万大军，奉行”不抵抗政策“，从平汉铁路两侧向四川逃窜。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错误，重申了我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根据会议精神，河南省委决定，在豫南地区，以四望山为中心发动组织群众，筹建抗日武装力量，建立豫南山区抗日根据地。

　　当时，我从延安抗大毕业不久，被分配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留守处警卫大队任副大队长。十月中旬的一天，留守处王海山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和他一起去四望山工作。十一月上旬，在刘子厚、王海山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到了信阳县四望山北麓的黄龙寺一带，从此开始了我在豫南为期三年多的敌后游击斗争生活。

　　注：①本文作者当时任竹沟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留守处警卫大队副大队长、副支队长、团长等职·

　　组织抗日武装

　　四望山座落在信阳县西南约三、四十公里处，海拔九百多米，山高林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如控制了这一带，南取武汉，北进中原，就有了可靠的根据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一带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许多救亡团体和抗日武装。同时，还有国民党的地方武装。这些武装大大小小十几股，多的几百人，少的几十人；人员组成也很复杂，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旧军人等等。根据河南省委和豫南特委的指示，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力量汇集起来，成立”豫南抗日挺进纵队“①。

　　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合作，我们打着国民党信阳县政府的旗号，首先争取、改造了实力较强的信阳县政府常备队。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工作，收编基本结束，”豫南抗日挺进纵队“随即成立。

　　”豫南抗日挺进纵队“下辖两个支队。第一支队是原信阳县政府常备队，支队长余镜清；第二支队支队长张裕生，我任副支队长兼第三大队大队长②。纵队领导共四人，李德纯任司令员，朱大鹏任副司令员，危拱之任政治部主任，王海山任参谋长。李德纯是国民党信阳县县长，是个有爱国心的民主人士。刘子厚同志当时是我地下党豫南特委书记③，公开身份是信阳县政府的一名科长。纵队其他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员；支队干部除余镜清部外，大都是共产党员。这样，我党就牢牢地掌握了这支队伍。

　　注：①应为信阳挺进队（下同）。

　　②朱军、刘子厚等回忆是”大队“。王海山等回忆挺进队编成支队后，余镜清任第三支队队长。

　　③刘未任过豫南特委书记。

　　在收编各路队伍的同时，我们还广泛发动群众起来抗日。部队每到一地，就三五人一个小组走村串户，贴标语，开大会，宣传抗日主张。我党领导的在这一带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七七工作团“和”战教团“的青年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自编自演了许多揭露日寇抢劫财物、屠杀我同胞及反映我军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日的文艺节目。他们走上街头，向群众演出，并组织群众学唱抗日歌曲。每逢赶集和节日，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还抽出时间给群众讲话。我们联系战争的形势、日寇的暴行、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等实际，讲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每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一次，在南王岗集上，我们刚讲过话，就有青年要求参加抗日。在参军的青年中，多数是深受剥削和压迫的贫苦农民，也有不少青年学生。有一个女青年坚决要求参军，家里几次把她找回去，她又一次一次地跑出来，终于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在宣传抗日的同时，我们还根据党的指示，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把群众从高利重租下解放出来，改善他们的生活。这样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把群众动员起来了，整个豫南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出现了母送子、妻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情景。挺进纵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三百多人、百把条枪发展到拥有二千多人，一千多件轻重武器的抗日武装。

　　打击顽固派余镜清

　　对于我们的抗日救亡活动，四望山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一开始就处处设障碍，搞破坏。

　　信阳县有个区长余镜清，是地主武装的头子，也是一个反共老手。他控制着十八个大队，实际上是十八个联保处。成立抗日武装时，他拒不入编，由于司令是县长李德纯，他迫于压力，勉强受编，后又一再声称”受编不受调“，不接受我们派去的干部，害怕队伍被”赤化“。挺进队司令部开会，他拒绝参加；有时来了，也是带着一大串警卫，立马横刀，向我们示威。余镜清对我们发动群众抗日，处心积虑进行破坏。我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他就派人来捣乱；我们搞减租减息，他就抓丁派款。后来发展到捆绑吊打我地方干部和群众，制造和散布谣言，以至公然对我们进行武装挑衅。

　　一九三八年底，一位地方党的同志告诉我们，国民党主力部队溃逃时，在大庙畈丢弃了一些枪支弹药，王海山同志让我带一个中队去取。我们取回来，刚走到崔家桥上，余镜清部六百余人突然从正面山上向我们开枪射击。我当即命令部队跳水散开，迅速发起冲锋。守敌是一群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我们很快占领了山头，并突出包围圈。事后，我们向余提出质问，他一口咬定不知此事，说”完全是误会“。当时我们刚进入四望山不久，为了尽量团结他抗日，就没有深究。

　　余镜清仗着人多势大，得寸进尺，特别是县长李德纯被免职，反共老手马显扬接任以后，余镜清与我们摩擦加剧了。他在南王岗附近建立了一个据点，派了一个中队，有七、八十人，监视并向日寇密报我们的活动。同时，我们得到情报，这个据点的中队长，在余镜清的指使下，已经投靠日寇当了汉奸。于是，特委决定，让我带一个中队拔掉这个”钉子“。战斗从拂晓开始，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将据点拿了下来，那个伪中队长想从后门逃跑，刚出门就当了俘虏。打扫战场时，我们搜出了日寇给伪中队长的委任状、太阳旗，还有从群众那里抢来的大批衣物。大约十点钟左右，我们正准备押着俘虏撤离，余镜清的十八大队队长许固堤带着四、五个警卫闯了进来，气势汹汹地问：”你们为什么攻打我们的人？“

　　”我们打的是投降日本的伪军。你们是伪军吗？“

　　”有什么证明？你们这是破坏抗日！“

　　我把委任状、太阳旗”啪“地摔在他面前：”是谁破坏抗日，看看吧！“

　　看到面前的罪证，许固堤傻眼了。他一时张口结舌，无言对答。

　　”不管怎么说，不把人交出来，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说完指了指四望山上，扭头就走。

　　原来，他们已将我们团团包围。我一拍桌子：”站住！想打，我们根本不怕。你要想一想，你们的中队长勾结日寇，投降卖国，证据确凿，理应严惩，你却出面保护，这是站到哪边去了？而且还要使用武力，这是明目张胆地破坏抗日。如果你们任意胡闹下去，要负完全责任……“战士们也都纷纷责问许固堤。许固堤的威风完全打下去了，马上满脸堆笑，向我们说了许多好话，但还是坚持要人，说回去一定要严加处理。我们几位干部研究了一下，决定把人交给他们，但要许固堤亲自写个收条。太阳旗、委任状是他们投降的证据，坚决不给他们。

　　我们反摩擦斗争进行得有理、有利、有节，余镜清损兵折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清楚地知道，对我日益扩大的抗日武装用武力消灭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他便精心策划了一场”鸿门宴“。

　　一天，余镜清在西河村宴请当时我们在四望山地区的主要领导人。我当时在地委负责军事工作，也受到邀请。余镜清手枪队的一个队员，与我们关系密切，他送情报说：余镜清想借此机会干掉我们的领导人，动手信号是请吃饭时上某一道菜（什么菜记不清了）。当时，国民党的官员和开明人士，为表示与我们共同抗日的诚意，常请我们吃饭，我们有时也回请。但这次去不去呢？去，无疑要冒很大的风险；不去，余镜清肯定会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说我们没有合作诚意。为了挫败他的阴谋，地委决定如约赴宴，并让我负责安全保卫。那天，我带着十几名精心挑选的战士，随同刘子厚、张裕生、王光力和文敏生等领导同志前去赴宴。我们每个人的手枪都压满子弹，并在西河村四望山上部署了部队，约定枪响为号，立即下山接应。

　　宴会在村中的三间北屋里举行。按照计划，我们的战士控制了门口和窗口，密切注视敌人手枪队的一举一动，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离开。他们出席的有余镜清、曹显扬等五人。宴席摆了两桌，双方人员交叉入座，我坐在余镜清的对面，打算一有情况，即他要打我们地委的负责人，我就先把他干掉。

　　宴席上，曹显扬频频举杯敬洒，大讲什么”精诚团结“、”齐心抗日“的假话。刘子厚同志也侃侃而谈，不时发出爽朗的大笑。越是这样，我越加焦虑不安。余镜清再三向我劝酒，我婉言谢绝，他还”热情“地安排我们的战士去伙房吃饭，战士们都讲吃过了。为了防止他们投毒，他们的筷子往哪伸，我们的筷子也往哪伸，他们不先吃菜，我们坚决不动。狡猾的余镜清看出我们有了准备，一直没敢动手。吃完饭，余镜清说了些客气话，刘子厚同志擦了擦脸，语意双关地回答：”感谢你们的盛情款待，我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有味的饭菜呢。“说完哈哈大笑，带着我们走了。

　　余镜清的阴谋破产以后，仍不死心，变本加厉地搞摩擦。他死心塌地地反共，已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为此，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我们在祖师顶、余家寨打响了讨余的战斗。余部除遵约倒戈的外，大部被歼灭，他只带少数人逃到了信阳。从此，四望山地区真正成了我们的天下。

　　奇袭日本侵略军

　　我们始终没有忘记，在日寇侵华时期，我们挺进纵队的首要敌人是日本侵略者。在与国民党反共势力作斗争的同时，我们集中主要精力，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打击日本侵略者。

　　反动县长马显扬上任以后，信南的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余镜清和溃逃在豫南的国民党正规军崔仁甫部，联合起来向我发难，派部队卡住了我们来往铁路东西、南下湖北的道路，摩擦日益加剧。日寇对我们的袭击也更加频繁，听到我们的一点动静就紧追不放。这些都使我们的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对此，我们决定暂避敌人锋芒，从铁路东的当谷山一带转移到铁路西的四望山活动。

　　注：①罗叔平写的《信南情况》说是五月。

　　一九三九年秋天①的一个夜晚，部队出发了，我带一个连担任前卫，到达东双河附近时，我立即布置警戒，掩护机关过铁路。因为这一带常有日寇的军车、装甲巡逻车通过，必须格外提高警惕。谁知警戒还没有布置好，就从北面开来一列火车，我们立即开枪射击，打了一阵以后，列车走了。我们估计，附近柳林的日军可能很快就会赶来，我一面通知机关、部队迅速通过铁路，一面在铁路两侧的高坡上布置了两个连，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日军赶来，就打他个措手不及。果然，部队刚刚过完，就从柳林方向开来一列满载日军的敞车。我们居高临下，突然开火，手榴弹象冰雹一样落到车箱里，敌人顿时血肉横飞，乱作一团。我军有个排长叫王传煦，是个老红军，作战十分勇敢。他扒上火车，端起机枪对着敌人猛烈扫射。日寇被打懵了，连头都抬不起来，一个个趴在车箱里听天由命。敌人始终没敢停车，一直开进了东双河车站。天还不亮，敌人不敢贸然追赶，只是发疯似地朝我们阵地的方向，盲目打了一阵炮算完。战士们风趣地说：”小日本真够意思，还鸣炮给我们送行呢！“三天以后，从信阳传来消息说，这次夜袭列车的战斗，打死打伤日军三百多名，信阳车站上躺满了死尸和伤兵。

　　随着挺进纵队的不断发展壮大，我们在四望山站稳了脚跟，经常主动出击，进攻敌人，围歼小股日军。一九四○年五、六月间，日寇的一个机枪中队从潼关败退下来，驻扎在鸡公新店附近的一个小村里。我们商议了一下，决定趁敌人新来乍到，立足未稳之际，立即消灭他们。事先，我们派手枪队队长周子怀等人进行侦察，摸清了日寇的人数、装备、住址和岗哨等情况。一天晚饭后，我带一个大队奔袭二十里，将敌人团团围住。发起进攻之前，我们割断了敌人的电话线，在铁路沿线布置了部队，阻敌增援。周子怀同志带领手枪队员摸进村子，干掉了敌人的岗哨，翻窗进入日寇中队长小川的房间，把这个罪恶累累的侵略者扼死在床上。战斗打响后，敌人失去了指挥，象无头的苍蝇一样，光着膀子到处撞，有的还在梦中就去见”天皇“了。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剩下二十余名日寇躲进房子里继续顽抗，用八、九挺重机枪一齐向外射击。我们没有重武器，很难接近，考虑到这里离日寇据点不远，不宜恋战，便主动撤出了战斗。这次战斗中，一百多名日寇，除那顽抗的二十余名外，全部击毙，并缴获了三十多件武器和大批弹药。

　　一九四一年秋，我接到命令，调到重建不久的新四军五师十三旅三十八团任团长。我带着一个团的部队从信阳出发，到五师师部所在地大悟山报到。途中，我们在广（水）应（山）公路南侧的一个村庄休息，应山县地下党的一位同志报告说，最近每天拂晓都有日军的马车队从广水运物资经过这里到应山去，有三百多辆马车，有四十多名日寇护送。我们马上到村里，找群众进一步作了调查核实。我想，决不能让这些物资落到敌人手里去杀害我们的同志；再说，新四军经过”皖南事变“重建不久，这是个补充给养的好机会，于是就决定袭击敌人车队。由于上级令我立即报到，我就把指挥这次战斗的任务交给了团参谋长朱芳，并给他留了两个连的兵力。临走前，我和朱芳同志详细研究了具体打法，并一再交待物资能运走就全部运走，实在运不走就烧掉，不能给敌人留下一粒子弹和一片布。我一到大悟山，李先念师长劈头就问：”你是不是在广应公路留部队打仗了。“我很吃惊，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李师长笑着说，你们打的是日军第三师团运输队，消息传得很快，影响很大，国民党的电台已经广播了，延安刚才发来电报，还询问这件事。第二天，朱芳同志回来了，非常兴奋地汇报了战斗的经过。这一仗打得相当漂亮，运输队日军全部被消灭，我们缴获了三百多辆马车的枪支弹药、药品、医疗器械和被服等。这次战斗对敌人的打击很大，广应运输线中断了好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