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河南省南部和湖北省北部的信阳、随县地区，是抗日战争时期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时间虽不太长，但激烈频繁的战斗，错综复杂的敌、友、我三角斗争，艰苦的地方工作，至今仍在我脑海里留着深刻的印象。

　　①本文作者曾在豫鄂边区先后任中队长、指导员、教导员、团政委、中心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地委委员兼宣传部、组织部副部长等职。

　　初上四望山

　　一九三八年二月，一场春雪之后，我和几位同志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分配到竹沟新四军八团队留守处，随即彭雪枫任命我为教导大队第三中队中队长（时名郭思源）。五月间，我和教导队政治干事邹竖等来到信阳鸡公山下的第一战区豫南民运指导专员办事处任民运指导员，先后到信阳、遂平两县做民运指导工作，在信阳的西双河、杨柳河、冯家庄和遂平县的嵖岈山，都办过农民训练班。

　　一九三九年初，我和一些同志随李先念同志从竹沟出发，向豫鄂边区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第一站，我们从竹沟南下到信阳尖山。那时尖山已成立有我党的秘密县委，地方党给予我们很多方便。不久，我们顺利地到达四望山。当时，四望山已成为我们党领导边区抗日斗争的重要基地。我们到达四望山后，参加了干部会议，听了先念同志关于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开展边区游击战争，开创抗日根据地的报告。先念同志反复突出地强调”猛烈扩大“新四军，这个词我听来新颖，印象特别深。会后，我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军政干部训练队任指导员。队长为原七十七军工作团（以下简称工作团）的一位军事干部蔡祥彬同志，副指导员是从战教团调来的孔化同志。因为信阳沦陷后，我们党已在信阳、应山、随县边界建立了不少地方抗日游击武装，需要加强训练；另一方面，我党还急需扩大部队，为在边区建立一支由我党掌握的独立自主的抗日武装力量作准备，但政治、军事干部都很缺，因而急需抓紧训练一批干部。所以，当时豫南领导机构决定建立一个干部训练队，以训练、培养一批连、排干部。我们招收了四望山周围的积积要求抗日的青年学生和部队抽调来的班、排干部及优秀战士共一百多人，集中进行训练，集训结束后，绝大多数分到部队工作，只有很少人，主要是女同志分到地方工作。

　　集训队结束不几天，当时豫南主要负责人危拱之同志找我谈话，分配我到危惠民大队去做教导员（危惠民是危拱之的哥哥，大队副是我原在西双河办训练时结识的原西双河小学负责人一一席启秀），在该大队，我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发展党组织，席启秀即被发展为党员。但为时不久，危拱之又将我调回四望山，这是因为当时形势发展很快，军队搞起来后，地方工作也要跟上去，需要把四望山的群众工作和党组织工作开展起来；再者我身体有病，体力很差，随武装部队活动困难。危拱之指示我们要以四望山为中心，逐步向四周发展，组建四望山区委，让我任区委书记，王伦耕同志任副书记，马光庭（女）任组织委员，刘东（女）、王汝辉（女）、陈彤深（女）等同志均为区委成员，区委成立后，以四望山为中心开辟周围的地方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的工作范围，北到杨家寨、白马山、婆婆寨、黄龙寺；东到仙石畈、谭家河；南到余家河、浆溪店，西到朱店一带。我们秘密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一些基层党组织，组织了农会、妇救会、青救会等抗日群团组织。

　　大约四月末，危拱之同志通知我到七十七军工作团去负责地方工作，王伦耕同志接替我任四望山区委书记。我随危拱之同志到了随北草店双楼子湾，见到了工作团团长朱大鹏同志，危拱之向他讲建立随北区委并由我任区委书记。这个工作团，名义上是国民党属下的工作团，实际上是我党领导开展地方工作的工作团。他们在信随边分设若干工作点，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我到工作团时，工作团的政治面貌已经在群众中明朗了。当地群众都知道工作团不是国民党反动派所掌握的工作团，而是与新四军合作的工作团。当时任七十七军副军长的何基沣，是着名的抗日将领，与共产党关系密切。何基沣领导的七十七军，当时属于第五战区管辖。驻襄樊、老河口一带，顾剑萍同志去见过他，拨给我们一批钱和衣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是广西军，受蒋介石的排斥，七十七军原是冯玉祥旧部，被国民党视为杂牌，同样受到蒋介石歧视。因此，尽管李宗仁对我党领导的七七工作团的一切活动看得非常清楚，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只求过得去就行了。这就给工作团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工作团所有人员分成两摊子：一摊子搞扩军工作；一摊子搞地方群众工作。在扩军工作上，当时工作团本身就建立起一个营的武装部队。以后这个部队就与我们的军分区部队编在一起共同行动，工作团团长朱大鹏同志是军分区副司令员。做地方工作的有三十余人，我们首先在德光寺、以后又在娄子湾举办了两期抗日青年训练班，由丁兆一、潘勇、马奎等同志负责，先后培养和训练了一批党员。接着，建立了分区委。我们把队员和少数骨干组成十余个地方工作队，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后来，我们的活动扩展到信阳、应山、随县边界的一大片地区。工作团不仅做群众工作，也做地方统战工作。

　　一九三九年六月间，以任质斌为书记，刘子厚为副书记的信应地委成立。原中心区委经地委定名为信随工委。我任工委书记兼组织委员、李酉山任宣传委员、王汝辉（女）任群运委员，以后有张怀望、刘子佩等同志参加。七月，信应地委组织部长王光力同志到工委检查工作，他与我一起回四望山参加地委扩大会议，县委、工委书记、中心区委书记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记得当时四望山也改建为工委，由陈彤深任书记。会议研究了组织抗日武装和建立政权问题。会后，我们对信随工委下属的区委进行了调整，下设了一些分区委，工作重点放在二道河至朱家店一线的山林区。另外，工委根据信应地委指示在二道河建立了一个交通站，由尹任侠、余振英同志负责。陈子凤当交通联络员。

　　一九三九年冬竹沟事变后，我们在二道河街上设了个交通站，派一秘密党员，开个豆腐店，外带小馆子，负责来往人员的具体联络工作。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是直接与地委联系，提供情报。后来，交通站移交我负责，由我兼任站长。不久，又交给了地委。当时，我是以七十七军工作团民运科长的公开身份出面工作的。开始我与工作团团部住楼子湾。地方比较偏僻。二道河就在去四望山的交通口上，是从后方到前方的交通要道。从二道河到朱店抄小路，翻山越岭，也可直到四望山，与地委联系很方便。当时情报工作有两条线：一条是我们工委，派出工作组下去搞情报，向四望山地委报告。另一条是二路河交通站，与地委直接联系，主要是了解敌人军事动态，也了解国民党军队过往调防情况。在草店，国民党鲍刚部队也成立了一个服务社，是他们的情报机关，专门与我们作对，斗争非常激烈。同时，国民党军鲍刚部队一个支队司令部，设在王子城街上罗家药铺里面，罗家父子为人正直，对我们态度友好，他们经常给我们提供情况，透露消息。此外，我们隔壁住有一个小学教员路一程（女）与柯家寨大恶霸地主柯介之有亲戚关系，来往密切。当时路一程思想上倾向我们，参加了我们的工作。经常了解敌伪情况，掌握敌情。柯家寨是汉奸、国民党特务活动的集中据点，了解他们的动向对我们很重要。路一程给我们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和一些敌人的活动情况。后来，我们向四望山撤退，路一程毅然随我们一起到四望山，参加了革命。

　　王国华、张旺午同志率领的竹沟突围部队和干部准备去四望山，路过王子城寨外时，准备暂时休息。当时，我正在王子城寨发现国民党的军队在寨子四周布岗，罗家药铺的人告诉我，驻在那里的支队部正在用电话调动部队，要对我突围部队下毒手。我赶紧潜出王子城，找到王国华、张旺午同志作了报告，建议他们急速离开，王、张当机立断，命令部队紧急集合，立即起程。我远远尾随他们，看他们过了二道河，转往安全地带，庆幸这支经历艰辛的突围部队，避免了一次凶险的灾难。

　　竹沟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又要对我们工作团下毒手，强令我们从驻地搬出，否则采取行动。我们紧急向地委汇报。地委书记刘子厚迅即指示，我们立即向四望山转移，只留下少数人转入地下。我们立即集合，撤离到信、应、随边界山。地委考虑我在工作团身份已公开，以离开为宜，于是派王振东（即王一凡）接替秘密党组织书记，我把他安置在高庙下的一个山村里。

　　一九三九年底，我们撤到四望山。此时，信应地委由刘子厚同志任书记，文敏生同志任副书记，他们拟让我留在新成立的信西县委工作。但不久，即一九四○年初，国民党军鲍刚的游击纵队趁日寇进攻我军之机，占领了四望山，我们即转入敌后信阳、应山、随县边界一带活动。

　　信随根据地的发展

　　此后两年多，我在信应地委先后负责宣传部和组织部的工作。一九四二年秋，当时的信应地委依中央精兵简政精神改组为中心县委。中心县委书记初为段远锺，后为娄光琦（段为副书记），我任组织部长。中心县委成员尚有蔡韬庵、周映渠、杨玉璞等。

　　一九四五年春，任质斌同志带领主力部队挺进豫南，赶走了侵占我四望山一带的土顽崔仁甫等部。小林、草店一带，我大军云集，准备把根据地向外扩展，巩固豫南，发展豫中，绾毂中原。当时，前线部队最急需的就是粮食，任质斌知道我曾在这一带工作过，便打电报要我火速赶到，尽快筹集十万斤粮食送往前线。我急速赶到，担任信随县委书记兼县长。但此时原先在信随工作的同志，已跟地方武装暂时离开，进入桐柏山区坚持游击战争，支援我主力部队开辟豫南战役。我先到草店、二道河，与原来的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很快就集合了一些地方党员和原在工作团干训队学员，并利用我原先的地方统战关系，举行了一次地方人士会议，首先讲明形势，具体布置了十万斤军粮的征集运送任务。同时讲明只能向地主、士绅等富有者筹借，不准向群众摊派；少数较富裕的群众自愿献出粮食，也得按市价付款。我们决定由地方人士周燕川等人出面，由原训练班的若干学生和地方党员大力协助完成这一任务。周燕川等召集了三、四十个有名的士绅和保长开会，使筹粮任务完成得非常及时，供应了野战部队几千人的需要。刚刚成立的信随县委，成了随军的后勤服务团，对主力部队巩固豫南，开辟豫中，起到了在后勤上的保障作用。

　　在筹粮工作任务完成后，我们即以草店为中心，逐步向四周扩展，开展新的工作。我们迅速地扩充地方武装，恢复和扩大原有的工作地区。当时，整个形势很好，根据地委（此时又由中心县委改为地委）和边区指示，准备向外积极扩展，特别是向根据地北面的河南地区发展。

　　地委指示我们尽快地恢复地方政权，充分发动群众，备足军粮，为向河南发展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我们很快地抓了恢复和建立区、乡政权的工作，不久就建立了区委会、区政府和区中队。信阳县游河以东包括骆驼店，原是老区，建立了一个区，罗新民、霍明轩、梁仁玉（女）为区委书记、副书记。还在杨家河、冯家庄一带建立一个区。随北、桐东南的一部分地区也建立了区乡政权。在不长的时间内，东到信阳的铁路线，包括游河、吴家店、骆驼店一带，南到应山浆溪店一带，西到随北的天河口、江头店、刘家河一带，北到桐柏县的月河店，方园一百五十余里，都建立了区、乡政权。

　　在恢复政权的同时，我们还大力发展了武装力量。在各区中队、乡分队的基础上，吸收当地人参加信随游击大队，嗣后让区、乡武装逐级升级，组建了信随独立团。到六、七月份，信随独立团已扩大到四、五个连队，五百余人枪，受到地委的赞扬。

　　我们除了做好上述工作外，也做了一些统战工作。首先，我们对老的地方统战对象刘仲融一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以影响地方士绅支持我们的工作。一九三九年工作团住双楼子湾时（刘仲融的寨子），我与刘仲融就比较熟悉。这个人在小林、祝店、草店、朱店等一带有些威望，他家人多、家业大，有家室之忧，故对我军表现还好。我们撤到四望山后，尽管他当了国民党这一带的区长和县参议员，也没有坏我们的事，对我们的情况睁只眼、闭只眼，地下党员和抗属均未受到损害。这次我们回来后，他本人不在家，他的几个堂弟表示拥护我们，并出面协助我们工作。通过他的堂弟也传达了我和刘仲融之间的问候和示意。我们对刘仲融本人及其一家，只在于争取他们不反对我们，不与我们为敌就行了。当然，能为我们办些有利的事就更好。别的没有抱更多期望。

　　为了支援主力部队开辟豫中地区。信随县委的干部人员配备，在地委的关怀下也是比较整齐的，都是在较短的时间内陆续到任。为了有利于工作开展，地委又把原属信阳县委的信西北工委，连同区、乡干部一起划归我们，作为开展信随工作的依托。上级决定我任县委书记，最初并兼县长，舒仲鸣原为信西北工委书记，调任副县长，参加县委，吴厚民任县大队长。以后，地委相继调杨耕愚任组织部长，张××（对他总以”胡子“相称，本名已忘）任县长。再后，李游（即李正冠）任副书记，张和智任军事部长、县指挥长。张调走后，张波接任军事部长，以后又由陈韧、曹志坚担任正副县长。县政府下设民政、财政、建设、教育等四个科。周燕川任民政科长，傅子英任财政科长，周子郁任建设科长，谢伯渊任教育科长，翟怀诗、刘祖生先后任县公安局长，徐月卿任县税务局长，陈琳、徐毅等是助理员。县委和县政府机关根据工作需要时常迁动，在杨家河、骆驼店、草店、朱家店、岩子河都住过，住得时间较长的是骆驼店、杨家河和祝家店的塔坡寨。

　　一九四五年七、八月间，从国民党大后方下来了一批大学生，边区分了近二十名到我们县，我们让他们参加地方区、乡政权工作。当时，地方工作的重点有三：一是狠抓财政收入，克服经济困难。当时边区财政收入已达到极度困难，地委指示要地方扩大财政收入，积极支援边区。我们信随地区，主要是在吴家店、黄家寨、杨家河、车云山等地方政权较有基础的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交公粮的宣传教育工作。当时边区党委也从党校抽调来二、三十位县、团、营级干部，参加我们的筹粮活动，结果除了本县经济自给，还大力支援了边区和部队；二是千方百计地做好支前工作，其中包括地方部队先后两次升级到正规部队，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确保部队向河南发展；后来程道荣纵队的起义部队，就是取道信随进入边区的；三是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动群众搞生严自救，组织群众自愿协作的变工队，实行减租减息，先搞试点，后全面铺开。在人员少，事情多的情况下，县委、县政府人员分工负责，经常深入基层，使各项工作都进行得比较顺利。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的部队，步步向信阳进逼，地委书记方正平，要我们将信随独立团立即改为信随游击纵队，由张和智和我任纵队长、政委，并要我们写出门板大的布告张贴出去，大造声势，还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立即行动，集中全力攻打冯家庄，袭击平汉铁路以西的重要据点，密切配合我军主力开辟河南。冯家庄在信阳西四十里，座落在一个大平畈里，信阳沦陷前，我曾在那里办过农民训练班，对当地地形较熟悉，并知道是敌人力量较强的一个重要据点，要想攻打下来是不容易的。地委和军分区的指示，是叫我们把敌人牵制住，不让它朝别的地区运动转移。于是，我部主动出击冯家庄，虽未攻下，但起到了配合我军主力作战的目的。

　　随主力部队突围

　　一九四五年十月，我中原野战军根据党中央指示，发起了回击国民党挑起内战的桐柏战役。我主力部队势如破竹，先后攻克了桐柏、唐河、新野、枣阳、湖阳、平化等重要城镇，扩大了边区，大大有利于中原整个战局，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通电嘉奖。

　　十一月初，我军在襄阳东九十里的双沟镇遇敌大军阻击，双沟战役失利，我主力部队分两路向鄂东转移，北路转移部队，在转移途中于祁仪又遇敌人阻击，我军伤亡较多。地委命令我们县委所有干部竭尽全力，安排好伤员，能转走的就转走。不能转走的就地安置。县委召开紧急会议，立即布置下去，组织人员全力以赴地转运伤员。我们先后在十余天内，转走了十几批伤员。后来，主力部队陆续撤走，局势日渐紧张，公开转运十分困难，我们就将伤员化装成老百姓，分散转运，最后，敌人沿途设卡，严加搜查，为了伤员的安全，我们决定将他们留下，就地安置治疗，送来一批就安置一批。在玉皇顶的山脚下桐桥畈，建立了临时医院。经上级同意，留了少数医护人员，对伤员进行治疗和护理，所有伤员都分散在老百姓家里，由地方党组织设法把伤员保护好。

　　十二月，夏忠武、黄林同志从桐柏方向过来找到我，传达上级指示，告诉我中原主力部队要转移，但信随县委和地方武装要留下坚持游击战争，不随主力部队突围转移，要我和吴厚民带领三个连的部队，在平汉路西北至确山、南至应山和随县的广大地区活动，要我们树立坚持三年游击战的思想准备，迎接三年后大反攻的到来。据此指示，信随县委集中各区、乡干部和信随独立团的干部计一百余人，在高庄村一块空地里召开了动员大会。我在动员大会上作动员报告，讲明斗争的紧急形势，要求大家在主力部队转移后，要有志气，就地坚持游击战，并号召同志们以陈毅同志为榜样，学习他坚持游击战争的精神和经验。这时，从桐柏方向来的国民党部队已侵入到河店，离我们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的高庄，只有三十里路。我们放出了流动哨以警戒，但地方上的反动地主武装，仗势活跃起来。为了应付特殊情况，我们立即进行紧急动员，将所有人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同志火速把伤员分散隐蔽在高庄以外的老百姓家里和山洞里，其它所有地方干部和地方武装，在天黑时集中起来，开往吴家店、小林店以北的一片丘陵地带树林里隐蔽起来。次日拂晓，就从高庄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敌人袭击了高庄，但敌人扑了一个空。事后，为了增强部队的战斗力，我们对部队实行轻装，对一部分同志就地作了安置。

　　夏忠武、黄林同志传达上级党指示，由我和吴厚民等领导三个连的兵力，分别组织若干个武工队式的流动工作组，在开展游击斗争。

　　一九四六年元月初，黄林同志又通知我到沿铁路线的信南县委，接替段远锤同志担任县委书记。信随县委由原副书记王维新同志接任县委书记，吴厚民等同志仍留原地坚持斗争。我们一行带了一个班的武装部队，正向信南进发的途中，忽然传来了”停战协定“的消息。并遇上了从宣化店返来的大部队和领导机关。夏忠武同志说：”你不要再去信南了！“我们重返信随，恢复工作局面。二月初，地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讨论”停战协定“后全军实行精兵简政，中原部队要积极准备和平转移或突围，会上决定复员一批同志；另一些以病员或护理人员名义准备搭火车转到华北；留下的人员一部分为主力部队，一部分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会后，我立即回到信随县委，我们进一步恢复区乡政权和日常工作，积极作坚持长期斗争的准备。此时，我们在经济方面非常困难。县、区、乡干部都动员下去，从事征税、筹粮、扩大武装。武工队在通往信阳和随县县城的要道上，设卡收行商税，没收了不少顽、伪军政特务人员经营贩卖的烟土。三月，敌人趁我主力不在之际，又向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应山两个师的国民党部队向北进犯，我们积极阻击敌人。打了几次恶仗，由于兵力悬殊太大，没有阻挡住敌人的进攻。为了变被动为主动，信随县委决定，把地方干部与武装力量集中起来，在岩子河以南的出口，狠狠反击敌人，反复较量了几次，虽然我们未受到损失，但是仍未能阻止敌人的继续进攻。四月，敌人向我们”围剿“得更加厉害，战斗接二连三，局势愈来愈紧张，斗争日益困难。五月，地委指示：”立即把区、乡干部和武装都集中起来，统一整编，统一行动“。当时每个乡多者有十余人枪，少者也有七、八人枪，每个区武装一般均有二、三十人枪。全县共集中三百余人枪，一面就地开展反”围巢“斗争，一面组织学习，认清内战是不可避免的，要随时听候上级的命令。不久，黄林同志传达了上级决定：”做好一切准备，随军突围去延安，能走的武装、干部统统都走“。这决定具有绝密性质，在进行动员时，我以到敌人后方打游击为动员口号，紧急地进行突围准备。

　　六月中旬，黄林同志在草店石家湾分区司令部通知我，叫我把县委所有干部和部队，立即集中并组成干部团听候通知。我们马上通知县、区、乡干部及地方武装，到草店集中，编成干部团。不几天，从河南的遂平、确山、桐柏和湖北的应山，也撤下一批县、区、乡干部和武装，都在草店附近集中待命。

　　在干部集中时，我布置区委将原已集中起来的一批枪支，好的发给地方干部准备带走；不太好而且带不了的约三百多支，指定几个人趁夜间藏在玉皇顶山脚下桐桥畈一带。一百余支藏在附近的一个秘密山洞里，二百余支沉没在一个湾子门口的堰塘里，作为密存物资，待来日起用。七月初，我们干部团和黄林同志率领的军区独立旅，主动出击国民党主力，掩护我北路主力部队胜利突围。七月六日，所有的地方干部和武装都集中在草店北十余里的宋湾山岗上，召开了誓师大会。会上宣布正式成立信随干部团，随独立旅北路主力部队突围。整个干部团五百余人枪，编为三个干部大队，各大队下边以区的干部和武装建立中队。领导机关由信随县委成员组成。当时由我（县委书记）、何文庆（县委副书记）、陈韧（县长）、谭大来（组织部长）、曹志坚（副县长）等几个人组成干部团核心领导小组，我任组长。各中队以区委的成员为中心领导。说是一支武装部队，实际上还是地方行政建制，当日部队集合出发，次日渡过淮河，挺进到南召，继而进了伏牛山。

　　这时，司令部向全军宣布了去延安的突围目标。曹志坚同志当即写了一首《迎接延安大会师》新诗交我，我读了，深感具有动人的想象力和感染力，我请他当众朗诵，同志们听了很为感动精神振奋。

　　在准备突围的同时，军区和地委决定留下一部分部队和干部继续坚持游击斗争，并收拢未能集中的同志和武装。吴厚民留随北，牛得胜留桐柏，宁淮留淮南，张波留应南，分别收拢未集中的人员，继续坚持活动。

　　在突围途中，我们干部团由军区司令部统一指挥行动。我们核心小组只做一些部队思想工作和解决行军中的具体事务。但是干部的思想工作量很大。部队越过伏牛山，到达陕南竹林关附近，干部团与同行部队遇上正在行进中的敌正规部队（后知是敌整编第三师），我团处于不利地形，被包围了。战斗从拂晓打响，一直打到日落，在部队突围时，我在紧急情况下，就近拉住两个班，不顾敌人炮轰和机枪扫射，沿着陡峭难行的山崖，拼命抢先一步，占领了东北角上的一个山头，控制一个突破口，掩护了二百多个干部和战士由此突出重围，并于当晚渡过丹江。两日后，又追上了司令部。事后清点整个干部团和同行部队，原有一千余人，突围后，陆续找来与黄林部队会师的有八百余人。我们到达陕南和豫西交界地区。一日黄林同志告诉我，已接到党中央电报指示，命令停止向延安前进。因为已有胡宗南等国民党大部队在陇海路构成严密封锁线对我阻击。北上延安已十分困难，指示我们要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这时我们以原信随县委成员和区、乡干部为基础，在卢氏以西、灵宝以南和洛南的东半部三个县的边界地区，建立卢（氏）灵（宝）洛（南）县委，我任县委书记，张威任副书记，陈韧、曹志坚任正副县长，霍俊亭任指挥长，并配备了区、乡干部，从而开始了新的更为艰苦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