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淮南、淮北是我们的根据地，后成为苏皖边区。这个地区，安徽地盘占多数，皖东津浦路东有嘉山、来安、天长、盱眙、仪征、六合、高邮、宝应等县；皖东津浦路西有定远、滁县、全椒、江浦、和县、含山、寿县、合肥等县，后发展到舒城一带。

　　江北新四军的建立与发展是这样的：鄂豫皖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长征后，成立红二十八军，高敬亭任军长，领导党、政、军工作。抗战爆发后，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有四个团的兵力，高敬亭任司令员。

　　当时，中共中央意图是要新四军到敌后建立根据地。江南新四军向上海（京沪铁路两侧）挺进，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挺进。

　　1939年5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派叶挺、我、赖传珠、罗炳辉带一个连到江北改组第四支队。中旬，在庐江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任指挥，徐海东、罗炳辉任副指挥，我任政治部主任，张劲夫任政治部副主任。在改组第四支队的同时，以周骏鸣为团长的第八团为基础成立了第五支队。

　　不久，我带了10余名干部奉命到了皖东津浦路东。当时，路东有一个工委，包括来安、六合、盱眙、嘉山等县。我们到路东后，立即开办训练班，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建立地方武装。但是长江局主要领导人王明不仅百般指责，而且还要我们帮助国民党在当地搞保甲制度，因而发动群众多少受到影响。1939年1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奉中央命令，率中原局机关到达皖东定远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从此，江北部队统归中原局领导。少奇到皖东后，即在定远藕塘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指示。他说：国民党要闹磨擦，必须提高警惕。并指出：长江局的右倾错误是一种苦力政策，不是中央的政策。中央政策是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新四军，武装保卫家乡，游击队要从大别山发展到东海之边。中央的向敌后发展、放手扩大新四军，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总路线，振奋了全体干部的革命精神，当时就定出扩军计划，要各团与地方党委大量发展游击队，准备应付国民党的新磨擦。于是，根据地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扩大游击队成了中心任务，各地群众纷纷起来，收缴敌人和地主的武装，自己筹款，建立游击队，没收汉奸财产。凡是游击队建立的地区，统一战线工作也随之展开，国民党的乡、保政权也随之改变态度。到1940年1、2月间（前后3、4个月），完成发展3000人武装的计划。这时，党的组织也有了迅速的发展。

　　1940年3月，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国民党广西军在津浦路西向驻在定远县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进攻。接着，津浦路东韩德勤也调集10个团兵力向驻来安县半塔集的新四军第五支队进攻。此时，我主力部队有6个团由刘少奇、张云逸、罗炳辉、赖传珠诸同志率领开往津浦路西对付广西军，路东只留下第十五团一个营及一些地方游击队坚持，由我和郭述申、周骏鸣、赵启民等同志领导，牵制国民党正规军韩德勤10个团的兵力，在半塔集坚持战斗七昼七夜。当时的形势是：津浦路西与广西军相持不下，路东又不能分兵。这时，少奇指示，为了迅速解决战斗，不让日军从中得利，决定把路西部队抽出来支援路东。另外，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也派两个团前来增援，才把韩德勤打败，赶到三河以北。4月9日，我们赶到蒋坝，国民党韩德勤部已过三河。接着，我们在蒋坝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主张，没收汉奸财产，分给农民。后回半塔集，继续发动群众，成立嘉山、来安、天长、盱眙、仪征、六合、高邮、宝应等八县抗日民主政府，委派县长（县长均由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担任），成立八县抗日自卫队，并将大别山撤过来的大批干部，分赴各县发动群众，领导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当时，坚持大别山地区的领导郑位三、张劲夫、刘顺元等同志早已到了江北），成立区、乡农会，农民自卫队。4月间已成立了皖东津浦路东各县人民抗敌联防委员会，主任贺希明，后由我接任，方毅为副主任。召开了各界代表大会，通过减租减息条例（又称纲领）。减租减息规定：三七分租；旧租取消；退回押租金；取消无偿劳动（如过年、过节农民向地主送礼等）；种田不调佃；减息，取消债务；新债利息一分半；农民之间债务，由农民自己协商解决；规定取消国民党的苛捐杂税，但抗日公粮照完。这些规定受到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从此，津浦路东、淮河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西的苏皖边区完全在我们掌握之下，成为后来我军战略反攻的基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