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17日，少奇奉命由中央驻地延安出发，奔赴华中抗日前线。同行的有徐海东夫妇、龙潜夫妇、秘书刘彬，机务员朱连和其爱人报务员刘建华，随身副官王山、警卫员严长发等。我们一行持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国民革命军的护照通行国民党统治区的。当天到达西安，在西门遭国民党宪警的盘查，徐海东出面即放行，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第二天是“九·一八”，日军40多架飞机围着七贤庄，轮流轰炸，闹腾了一个多小时始离去。警报解除后，我们回到办事处，弹坑尽在办事处周围，大门口一个弹坑特大特深，办事处机要组赖奎见面就说：大个子（别人给我起的外号），好险啊!我就在这个坑边。我为他祝福：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你乎安无事。此次轰炸也带来一些好处，原来围绕办事处的国民党特务，有的化装小贩，有的干脆在附近打起棚户，名为做生意，实际上是监视办事处的人员行动，这一轰炸全部扫光。少奇和我们是在古城墙内防空洞中躲避的，安然无事。

　　少奇每到一处，总是要做调查研究的。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同林伯渠、伍云甫谈工作到深夜，对党的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做了具体指示。西安是地处解放区和白区进出的转运站。

　　从西安出发，继续东进，因风陵渡被日军占领，时常向潼关打炮，故陇海路中断，步行一段，翻山越岭，过了潼关到河南境内，又乘火车，就这样跋涉到了河南洛阳。洛阳有我们的留守处，刘子久在此负责，卫立煌为第一战区司令员，亦住洛阳，刘少奇对外是叫胡服，中共中央委员，故称他为胡委员。在洛阳胡委员会见了卫立煌，谈了抗日形势，我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政策，告诫国民党不要再闹磨擦，兄弟阋墙，敌人是高兴的。

　　离开洛阳我们又南进，此段路少奇、海东是由洛阳留守处派汽车送的，我们随行人员是步行的，行李是请人力车拉的，上坡时我们都去推车，拉车的人对我们这些八路军，报以好奇和感激的眼光。休息时他们怯生生地询问：为什么你们这些国民军和我们这里的驻军不一样?这样和气呢?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的，是为工人、农民利益服务的。他们听说是原来的红军，就消除对我们这支小小的国民军的戒备，也就和我们谈起了河南的水、早、蝗、汤（汤恩伯的部队）四害的苦情。

　　几天后到达确山县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竹沟留守处，第八团团长周骏鸣同志，带队挺进到皖东去了，留守处由当地农民领袖王铁汉负责。我们到后，少奇整天忙于部署工作，组织继续挺进敌后的准备工作。我们在此住了十来天，召开了群众大会，又继续东进。这次行动与延安出发时不同了，我们配备了电台，调陈士吾为电台台长，增添了机要员田畴，从此少奇与中央有了直接联系，留守处并派出一个武装连队护送。

　　过确山经界首，离开河南进入安徽，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派人送马给少奇，此马全身紫红色，无杂毛，身高体宽，真有关云长的赤兔之威，此后少奇转战华中一直骑着此马，直到1942年返延安才把马留在山东。我们进到距涡阳四十多里时，彭雪枫司令员，张震参谋长率司政机关科以上干部四十多人，全部骑马迎接少奇，少奇和雪枫热情见面，亲切握手，雪枫并把全体干部介绍给少奇，其中有秘书长岳夏（即罗若遐）、电台台长熊梦飞，机要科长吴振英，少奇逐一握手，并致亲切诚恳的慰问，随后他们簇拥着少奇浩浩荡荡向支队司令部驻地新兴集进发。沿途到处是欢迎胡委员莅临的标语口号。到驻地更是洋溢着热烈的气氛，欢迎八路军老大哥们光临，向老大哥们学习，给我们准备了整洁的住房，勤务员们打水、倒茶、送饭，那个热情劲就别提了。总之，处处感到温暖，我们又到家了。

　　在此期间，召开了干部大会，少寄讲了抗日形势和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问题，强调在团结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响亮地提出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我们的武装力量和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这是党中央、毛主席针对王明的右倾错误提出的。少奇所到之处，都是坚持贯彻执行这一政策的。

　　少奇整天忙于工作，时而找干部谈话，时而到部队走走，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雪枫，参谋长张震、区党委书记吴芝圃经常到少奇处汇报工作，请示工作。少奇对雪枫的作风、治军以及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各种工作方针，均给以肯定。认为雪枫有魄力，有才干，是党的优秀干部。

　　在新兴集大约住了二十来天，又继续南下东进。彭雪枫司令员派了特务营护送，由驻地涡阳到颍上，我们这支小部队又增加了杨梅生、徐海珊等。在颍上改乘渔船，顺颍水而下，到正阳关上岸。护送部从沿颍水两岸跟随而进。沿途看到因国民党在花园口决堤而造成的灾难。听说有几十万人民无辜死亡，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到处流亡。在乘船的途中，少奇除了和我们闲谈几句外，昼夜抱着新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研读，每天晚上都是秉烛读书到深夜。

　　正阳关上岸后，我们就找新四军第四支队，因当时没有直接联系，故对其情况一点也不了解。部队又经常处于转移状态，今天听说住这儿，明天赶到那儿，却已转移了；又打听到新的转移地点，可找到那里，却又转移了。总之几天没有找着。有一天总算找到了，派出干部去联系，当时戴季英在第四支队负责，派出的干部回来说：要我们到江北指挥部去。少奇写了个条，派人去找江北指挥部，没等多久，张云逸、邓子恢等均亲自跑来了。少奇对张、邓均很熟悉的。他们听说胡委员来了。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晚饭就在这个小部队吃。当时子恢我是不认识的，张云逸我是很熟悉的，在瓦窑堡军委时他是我的直接首长，我入伍就是张云逸从少共中央局秘书处胡耀邦处要来做机要工作的，我由地方转为军人了。

　　新四军是从八省游击队汇集改编的，国民党仅给我们四个支队的番号，即江南三个支队，江北一个支队，我党又自己发展两个支队，即第五支队和第六支队。

　　少奇到皖东后，随江北指挥部行动，随少奇到皖东的徐海东，被任命为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第四支队所属有三个主力团，当时日军“扫荡”，顽固派李品仙闹磨擦，海东到任后，即指挥三个团的主力，进行了周家岗战役，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从此扩大了根据地，壮大了武装力量，进行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斗争，发动了群众，激发了群众的抗日情绪。这是少奇进入皖东后亲自领导的初步成果。

　　在此期间，少奇给干部做了多次报告，其中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坚决粉碎顽固派的进攻》、《论抗日民主政权》、《论党内斗争》、《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为战启建立新中国创造条件》、《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等。提出华中党的工作与任务应该是：一方面迅速恢复与发展党在各地方的组织，动员群众参加抗战，帮助国民党军队抵抗敌人的进攻，推动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准备与组织广泛的游击战争上，放在敌后的乡村工作上，在国民党军队退却之后，独立自主地团结一切抗日阶层和势力，用游击战争坚持抗战。对华中广大党员干部鼓舞很大，尤其是少奇贯彻了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党的策略。

　　从1940年起，少奇足迹走遍了皖东、皖东北、苏北、苏中根据地，少奇根据中央、毛主席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在广大华中丘陵、水网地区创立了一块又一块抗日根据地。在少奇足迹所到之处，主要抓两件事：第一扩大部队，第二建立政权。每到一处总是首先找负责同志谈话，并亲自深入到群众中做调查研究，然后召开干部会议，根据中央精神，提出具体工作部署，一地稍事就绪，就又转到他处。

　　大约在1939年11月底，少奇到达皖东定远县，住在得胜集。当时生活很艰苦，主要没有粮食吃。记得我们到后，江北指挥部为欢迎我们组织会餐，上了满桌子鸡、鸭、鱼、肉十几个菜，我心想今天总可以吃一顿好饭，结果菜尽量吃，主食每人一碗包米糊糊，仅仅一小碗，不再添第二碗。有次在行军途中休息时，少奇告诉我们，哪种草可以吃，哪种草有毒，并亲自尝草，教育我们要有克服困难的精神准备。在困难时期，少奇总是和大家同甘共苦，我们两个机要员和刘彬一直和少奇同桌吃饭，饭菜和大家一样，少奇当时有胃病，要他单独吃，他总是不肯。

　　皖东工作告一段落，我们又随少奇渡过淮河到皖东北，当时皖东北没有统一指挥机构，有黄春甫、张爱萍同志的部队，八路军南进支队胡炳云、田维扬的部队。少奇到皖东北后，先到张爱萍部，又到胡炳云部。胡部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部队，张、黄是新组建的部队，人数很多，但装备很差，我们到时已是5月份，但部队大都还未换夏装。少奇到后，即积极着手做统一的工作，把分散的各种力量，组织在统一的党委领导下。

　　在皖东北转战月余后，我们又回到皖东。皖东的工作已呈现新面貌，群众已基本上发动起来了，整个根据地抗日情绪高涨，有党委，有政权，有军队，并有抗大分校，中心区在半塔、汊涧一带。

　　1940年10月，少奇与赖传珠离开皖东继续向北挺进苏北淮海地区，同时江南陈毅、粟裕也率部北渡长江挺进苏中。黄桥一战首获大胜，韩德勤的部下军长李守维葬身八丈河。黄克诚、洪学智率部队东进到淮海地区。10月两军汇合，在苏北盐城组建了新四军华中总指挥部，叶挺为总指挥，少奇为政委，陈毅为副总指挥代行总指挥（因叶挺当时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张云逸为参谋长，赖传珠为副参谋长，总部设在盐城孔庙。在盐城组建了抗大五分校、鲁迅艺术学院、党校。

　　在此期间，各方名流学者云集盐城，其中有彭康、孙冶方、吕振羽、薛暮桥、钱俊瑞、范长江、贺绿汀、朱毅、李人俊、王阑西、沈其震，冯定同志等。邹韬奋曾来苏北，因病返沪逝世。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政权的建设、文化艺术的建设，均呈现出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1941年1月皖南事变时，少奇在盐城，整整8个昼夜之间，少奇、陈毅、张云逸和赖传珠等领导都彻夜不眠。尤其是少奇经常守候在我们译电员桌边，我们做机要工作的就不用说了。1月9日部队被包围后，军部全部机密统统销毁，密码当然也不能保存，好在我们预先约有一种脑记密码，此种密码不留文字痕迹，仅凭机要员个人脑中的记忆。当时翻译此密码的只有田畴、王琦两人。正当我们处于皖南事变的紧张日子里，而日本军也来“照顾”我们，有天日军派了40多架飞机，分两批进入盐城上空，轮流轰炸，其他人员都离开文庙，四出防空去了，而我们正在翻译军部新来的电报，少奇亦在旁边等着看，敌人的飞机俯冲越来越低，炸弹越来越密，我们只好离开办公室去躲避。我们刚出门到城墙边，就在我们院内落了两枚炸弹。少奇被炸弹掀起的土埋了半截，幸好未伤，我们厨房里落了一枚炸弹，炸死了一名炊事员。少奇的勤务员张焕堂小鬼在家看门，虽受惊恐，但未伤。我们的办公室落了厚厚的一层灰，这是日蒋的默契配合。我们回来后一面清扫，一面又投入紧张的工作。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了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这是第一次公开用刘少奇的名字，在此之前我们只知道胡服同志）、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25日新四军军部在盐城由新四军华中总指挥部改建成立，并将全军整编为七个师：一师师长粟裕，政委刘炎，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二师师长罗炳辉，政委郑位三，参谋长周骏鸣；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参谋长先彭雄，后洪学智；四师师长兼政委彭雪枫，参谋长张震；五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副政委陈少敏，后派郑位三为政委；六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七师师长张鼐丞，政委曾希圣，副师长傅秋涛。

　　1941年秋冬，日顽联合“扫荡”，我们撤出盐城转战盐阜一带，在阜宁停翅港驻扎。1942年春，少奇奉命调回延安，3月18日我们从阜宁单家港起程，随行人有吕振羽、江明夫妇（吕任少奇秘书），吴信泉夫妇（吴兼管行政事务），王少庸夫妇，电台台长陈士吾及我们机要员王琦、王剑青同志。我们途经陇海路到达山东滨海地区，与罗荣桓部汇合，谷牧、肖华在滨海，因少奇要在山东工作一段时间后才走，当时除留下吕振羽夫妇和陈士吾继续跟随去延安外，我和吴信泉等同志于1942年5、6月就返回到了新四军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