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天，国民党顽固派在头一年冬天所挑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便又灾难地落到敌后的华中皖东津浦路西。那时，我在皖东津浦路西的全椒县工作，党内任支部书记，不公开，党外任国民党政府全椒县周家岗区区长。县长朱遂，老国民党人，同情我党的团结抗战主张，思想较进步，蒙他对我的重用和信任。

　　1939年10月，原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廖磊去世。第二年年初李品仙到大别山接任廖磊遗缺，他一心追随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到任后立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策划反共，并抽调大军越过淮南铁路，3月10日前后，开始向我定远地区坚持敌后抗战的新四军开枪开炮。安徽省第五行政区专员李本一以反共“英雄”自居，参加李品仙的高级反共会议后，于13日在古河召开所属各县、区、乡长会议，策划反共。13日夜，全椒县反动派军统头目罗国宁（县常备大队的副大队长）要挟县长朱遂，立即派常备大队的第一中队队长×××，企图夺我周家岗区区长的职权。这个中队长亲率一个加强排，机枪两挺，星夜起程。14日拂晓，包围我设在枣林集附近的河西李区署，收缴了我周家岗区署的武器，声言要逮捕覃冠林（这是我当时的名字）。那时我去周家岗，参加我新四军驻周家岗民运组所召集的区农民代表大会，不在区署，所以他未得逞。他们的反共气焰，高涨已极。我新四军驻小李庄附近的第7团，忍无可忍，被迫自卫，立即将他们的加强排包围缴械。

　　皖东津浦路西的磨擦与反磨擦的炮声已经打响，为了建设周家岗的抗日民主政权工作，党组织派我为周家岗区新民主政权的第一任区长。我认为是名正言顺的。同时，又为适应当时敌后抗日和反磨擦斗争的需要，我去当“区长”是理所当然的。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知道这事后，认为这样做不妥，要省委将我调离。当时省委随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行动，住在周家岗附近的定远县藕塘镇一带。省委书记刘顺元亲自来告诉我：“刘少奇同志说：‘曹、杨事件’之后，我新四军军长叶挺曾向国民党反动政府打了报告，要求他们把我新四军第四支队×团开小差的团长杨××，政委曹××捉拿归案。蒋介石曾假惺惺地下了‘通辑令’，其实他们把杨、曹放在桂系的所谓‘游击支队’里。现在，你造了他们的反，他们是不会甘心的。如你仍在这里公开当区长，假如他们下令要我们交人，那我们就不好办了。”当时，我对此很不理解。不久，果然不出刘少奇所料：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真的对我们下了“通辑令”。要把我和原全椒县政府第一科科长陈震东、原第二区（赤镇区）区长厉功森逮捕归案。因我们都已离开周家岗，他们毫无办法。直到这时，我才清醒过来。我们当时和国民党打的是反磨擦仗，不是决裂仗。是打的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战。如我“按兵不动”——按照我幼稚的想法，继续将“区长”当下去，就会给我军带来莫大的被动。

　　当我离开周家岗，来到江北指挥部，碰到了从国民党统治地区寿县撤退的县长何德润（即贺希明）和县动委会指导员陈雨田等同志，他们又谈到刘少奇的指示。他们撤退时，曾将县大队带到淮南铁路北段线上的吴山庙，准备将县大队带过来，请示刘少奇，少奇指示他们不能这样做，认为这还不是时候。因此，他们只带了几个革命同志撤回指挥部。我们认为，这就是在自卫战争中的“有理、有利、有节”具体做法的体现。

　　当我来到省委（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住在一起），等待分配工作时，我军和顽固派在定合的八斗岭一带打得很激烈。我们新四军第五支队正在皖东前线抗击日军，被迫撤回到路西支援第四支队。部队突然大量集中，粮食的供给随之紧张，如何保证我作战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便突出出来。这时，我们在指挥部待命的同志，除由全椒县撤退的我们3人外，尚有从大别山“立煌”黄栗庙撤退的甘怀勋、易凤英（女）、田克（女）、潘兵（白焰）、黄启昌（何原）、吴震雄（洪宁）和练珍珠（露宁，女），以及由寿县撤退的陈雨田、何德润等，突然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要我们马上行动起来，配合部队，到农民中去，向农民筹集军粮。说是刘少奇的指示，这是关系我们部队作战胜负攸关而又非常紧迫的重大任务。指示说，只要农民拿出粮食来，农民要我们作任何保证都行，哪怕要我们部队首长亲自打借条都可以。刘少奇的指示，语句不多，但明确、坚决，使我们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

　　刘少奇的指示，给所有外出筹粮的同志，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从而，也大大地鼓舞了全军。在全体筹粮同志的努力下，我们很快地完成了任务，从而保证了部队的粮食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