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机关到达皖东时，我们第五支队第十团正在皖东津浦路东的盱眙县及其邻县嘉山县地区活动。从12月至翌年4月期间，先是听到和贯彻执行了少奇的重要指示，后又见到了少奇亲自来到盱眙县城。深切地感受到少奇既是一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略家，又是一位脚踏实地，深入实际的实干家。

　　一、少奇的指示传达到盱眙、嘉山地区

　　第十团和中共盱（眙）嘉（山）工委活动的盱嘉地区，是第五支队协同中共苏皖省委在皖东津浦路东敌后开辟不久的游击根据地的一部分。当时面临的总的斗争形势是日军已把战略重点转向敌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党顽固派在占领津浦铁路的口号下，调集相当大的兵力到皖东向我压迫，“命令我军过江南”，并积极准备消灭或赶走我们。我军的处境很危险。

　　在盱眙地区的第十团，也是困难重重。既要对付日军的“扫荡”，又要对付国民党秦庆霖的盱眙常备旅的磨擦。新四军在嘉山的大小公司，也遭到过日军的“扫荡”，在盱眙的津里镇被制造磨擦的国民党军缴去了一个班的枪。同时，部队的减员得不到补充。人民群众虽然心向着我们，但害怕顽军不敢靠拢我们。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吃饭问题没有保障，全靠就地筹粮筹款和“打资敌”勉强维持。部队也经常在穷山沟里活动，连宿营条件也很不好。因此，部队对于究竟怎样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心中无数。特别是对如何反对顽军的磨擦，我军如何发展扩大，如何保障生活供应，怎样建立政权，以及反磨擦和建立人民政权会不会破坏统一战线等问题，都很不明确。

　　正在这些急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困扰我们时，第五支队和江北指挥部首长向我们传达了刘少奇关于建立根据地等重要的指示，真是犹如天旱遇到及时雨，豁然开朗，我们明确了党的“独立自主”坚持敌后抗战的正确方针和“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首先必须将皖东的全部、江苏一部的淮南苏皖边区建设成为巩固的根据地，建立政权，为我们坚持抗日战争建立个“家”。要建立根据地和政权，必须粉碎顽军妄图消灭或赶走我们的反动阴谋。要粉碎顽军的阴谋，当务之急是必须猛烈地扩大部队，作好反磨擦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在盱嘉地区活动的第五支队第十团，听到少奇多次指示的传达后，明确了斗争方向，提高了斗争情绪，掀起了扩军热潮，进行了准备反磨擦的思想教育。扩军工作，在短短的2、3个月中，就组织了半塔集附近的王福生、涧溪附近的宋恩选、石坝附近的刘常、紫阳的阚征沙、明光附近的张厚民、大嘉山的刘烨等游击队，和旧县等地的王麟章游击大队，共10多个连队，并逐步和老部队合编。把第十团原有的5个连六、七百人的小团，迅速扩编为3个营、10个连，共2000多人枪的大团。经过反磨擦的思想教育后，掌握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反磨擦作战的自卫原则。在顽军秦庆霖部乘我在津里镇活动的第十团部队兵力薄弱之机，缴去我一个班的枪支的事件发生时，我第十团部队就理直气壮地进行了反击，在津里镇附近的大头王等地歼灭顽军一部后，占领了涧溪和仇集镇，并将增援的顽军秦鹏云团包围在涧溪附近的马头山。秦庆霖见势不妙，不得不派代表同我们谈判，交还我们一个班的枪支，同意以河稍桥为界，桥西是我们的地区，桥东是他们的地区。初步打开了我在盱嘉地区活动的局面。军民欢欣鼓舞，情绪非常振奋。

　　1940年3月4日和3月21日，皖东津浦路西的桂系顽军，与津浦路东的韩德勤部顽军东西配合，先后向我皖东地区大举进攻。在盱嘉地区得到发展壮大的第十团，也斗志昂扬地作好了反击顽军的准备工作。韩顽先后投入10个团达10000多兵力，乘我路东部队主力调往路西参战，我路东部队只有2000余人，相当空虚之机，以我半塔集为中心，用其主力第一一七师向我半塔集猛攻，当时只有两个营兵力的第十团，在盱嘉地区担负起反击顽军秦庆霖部两个团、独六旅第十八团和周少藩的嘉山县大队等3个多团兵力的作战任务。成钧任团长、赵启民任政委的第十团，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在21日至28日的8天中，接连打了5仗，有效地保障了坚守半塔集7昼夜的部队以北和西北侧翼的安全。

　　第一仗，古城战斗。在古城附近打退了顽军独六旅第十八团的进攻，并将其一个排俘虏。第二仗，西高庙战斗。将侵占该镇的顽军秦庆霖、周少藩部赶走。第三仗，大田郢战斗。将迂回我半塔集的顽军打回大田郢。第四仗，白米岗战斗。将围攻我第十团卫生队3天3夜的顽军秦庆霖部一个营打得落花流水，撤围败走。第五仗，涧溪战斗。全歼秦庆霖部一个主力营。29日，我路西部队紧急驰援半塔集守备部队的东西援军向路东顽军全面反攻，第十团把盱嘉地区秦庆霖的常备旅等顽军也全部赶走，并解放了盱眙县城。第十团进入盱眙城后，团部机关驻在城区山上一座停办的学校校园内，团首长住在秦庆霖修住的瑞岩观。少奇敢于反磨擦粉碎顽军进攻的指示，在盱嘉地区，也和我整个皖东地区一样，取得了圆满的胜利，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扫除了障碍，创造了条件。

　　从4月初开始，盱、嘉两个县也分别很快组建了党、政、军、群机关——中共县委、县人民政府、县总队部、县农抗等，以及各区、乡政府。

　　二、少奇到达盱眙县城

　　少奇在皖东津浦路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皖东军民，先后粉碎了日军对我周家岗等地的“扫荡”和顽军对我整个皖东地区的大举进攻后，于1940年4月6日，率领中原局、江北指挥部，转移到津浦路东半塔集附近大田郢，领导大家迅速建立皖东苏皖边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巩固皖东抗日根据地，为进一步发展华中创立基地。同时，走出机关，深入下层，视察工作。于4月下旬，从大田郢江北指挥部，经旧铺第五支队机关，到达盱眙县城。4月底，又从盱眙城北渡淮河到达淮北泗县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三纵队驻地罗岗村。6月10日，又经盱眙返回大田郢。在此期间，由于少奇和中原局的正确决策，迅速打开了皖东的抗战局面，摆脱了艰险的处境，胡服的名字，逐渐在皖东广大军民中家喻户晓，而且神话般地把胡服说成新四军有个本领很大的“活佛”。同时，因指挥部队三打来安城，赶走日军而闻名的、身材魁伟的第五支队罗炳辉司令，传奇般的说成是天上下凡的“罗汉”。

　　少奇到达盱眙城前，第十团接到支队部电报后，成钧团长派我带一个连到穆店子南边不远的路上，迎接少奇。他在县城住了3天，我又多次见到他。少奇的言传身教，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不顾艰险，转战敌后。

　　1939年9月，少奇从延安出发，长途跋涉，风尘仆仆，向皖东敌后挺进时，面临的是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形势。沿途既要经过日军的封锁线，又要经过国民党的统治区，安全问题不能不令人担心。而且，少奇到达河南确山竹沟镇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于10月9日离开不久，就发生了国民党军队偷袭我竹沟留守处，屠杀我留守处人员200余人的惨案。

　　1939年11月，少奇到达皖东后，在领导皖东军民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12月的日军2000余人对我皖东津浦路西周家岗地区的“扫荡”，1940年3月桂顽军队6000余人对我路西江北指挥部的进攻，4月下旬途经盱眙北渡淮河到达淮北新四军第六支队一个多月期间，又先后遇到日军的“扫荡”和韩德勤顽军的进攻。6月10日返回皖东津浦路东不久，又经历了日伪军1．7万余人对我路东的7路大“扫荡”。

　　第二，轻装简从，生活朴素。

　　少奇身为中共中央高层的领导人，与剥削阶级的官员截然不同。没有一点高人一等的派头。而是平易近人、不辞劳苦，既令人尊敬、又倍感亲切。连其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很谦虚谨慎。随行的人员，除了无线电通讯所需的人员，身边只有秘书1人，警卫员2人，饲养员1人。没有专门的警卫连或警卫班警卫，而是到哪里由哪里负责。也没有单独的炊事人员，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就餐。在盱眙城的3天里，除了县政府请吃过一顿饭，都是加点菜和第十团首长一起吃饭。住的地方，也是因陋就简。少奇在盱眙城的几天里，就和成钧团长住在一起，并同他谈过许多问题。全国解放后，成钧有一天在怀仁堂开会时，少奇突然又看到他，还亲切地问，你不是成团长吗!

　　第三，深入实际，解决问题。

　　少奇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盱眙的几天里，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扑下身子，分别找了第十团和盱眙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座谈了解情况，当了解到大家都很关心的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还在靠募捐和“打资敌”过日子，现在青黄不接季节，搞到的粮食多是黄豆、绿豆，而且也很难搞到的情况，就和大家深入交谈，边谈边问边思考，最后提出靠税收来解决部队供给的办法。并说募捐、“打资敌”，很容易损害基本群众的利益。收税可以合理负担，收入多的多收，收入少的少收。我们已建立了民主政权，又具备了税收的条件。盱眙又紧靠淮河、洪泽湖，是大量食盐、粮食贸易必经之路，收税的条件很好。少奇的指示，一下子使大家开了窍。县政府迅速成立了货物检查处，开展了税收工作，很快解决了生活问题。供给部门的同志，连队的司务长，直到团首长，到处筹粮筹款，靠乞讨过日子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