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我在定远县老人仓任区委书记兼民运组长。老人仓是个较大的集镇，当时镇上还有国民党的镇长和乡公所。我们的任务，一是宣传发动农民群众抗日；二是为部队扩充武装；三是筹粮筹款。

　　民运组有7、8个人，数我年纪最大（22岁），其次是杨彬（原名杨延莼），最小的是方琦（现名方培琦）14、5岁，都是参加革命不久的青年学生。但我们怀着对日军的民族仇恨，对革命的满腔热情，不怕苦，不怕死，积极投入战斗。我们住在农村，吃在农民家里，每天从早到晚走乡串户，向群众宣传抗日。当时农民群众抗日情绪高涨，一经了解到日寇要灭亡中国，人民要做亡国奴的痛苦，加上生活贫困，许多贫雇农主动要求参军，上前线打日军。在我们的鼓励和支持下，他们互相串连、发动，由几个人扩大到十几个人，由十几个人扩大到几十人、上百人。有了人没有枪，怎么办?他们给我们出主意，找地主富农要，而且知道哪家有枪，有多少枪。于是我就召开地主富农会议，反复说明抗日人人有责，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比较开明的地主富农当场表示出钱、出枪，但是那些大户家枪多的，只肯拿出一支枪或根本不拿。这样经再三说服不行，只好把他们一个个找来，强迫交枪。借粮的任务同样困难重重，比较开明的地主富农，多是小户，存粮不多，存粮多的大户，装穷叫苦，用尽各种办法，交出的粮也为数很少。国民党镇长和乡保长又多次出面阻拦、威胁，如不许我们到镇上开会，不许我们到镇上要粮要枪等等。多数大的富户又都住在镇上。他们还向国民党县政府告我们的状。我曾找镇长谈话，他大耍两面派，一面表示支持抗战，一面又为富户叫苦哭穷，强调集镇所谓治安，禁止我们到镇上活动。

　　那时候，我们没有建立政权，部队同志生活很苦，穿着破旧，就靠向富户借粮和“打资敌”（没收向敌区卖粮贩子的粮食）过日子。地方工作的同志生活更苦，穿的不是从家里或大别山工作团带来的少量衣物，就是战士穿过的破烂衣服。粮食供应不足，还经常饱一顿饿一顿。

　　1939年11月底，刘少奇从淮北到达皖东，在安子集附近太平桥召开部队和地方干部大会，少奇作了重要报告。他首先分析了全国抗战形势和有利条件，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斗任务。他指出，在华中要肃清王明右倾投降错误的影响，所谓“帮助国民党第五路军建立大别山的敌后根据地”的口号是错误的，替人家抬轿子，为人家整顿保甲，结果自己连立足之地都没有，被人家赶了出来。少奇还尖锐地批判了流寇主义思想，说我们有些同志连军阀都不如，军阀还有地盘观念，而我们却甘居别人屋檐下，人家想什么时候赶走你就什么时候赶走你。少奇要我们深入敌后，一直打到东海边，建立大片大片的抗日根据地，建立政权，有了政权，就可以合法地征粮、征税、征兵。我当时做记录，感受特别深，觉得少奇的报告确实说到我们心坎里，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少奇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结合华中地区的实际所作的报告，武装了广大干部的头脑，对华中来说，起了重大的转折作用。从此，这个地区抗战形势发展很快，势如破竹，基本上结束了受国民党欺压、被动、贫困的状况。

　　就在这次会之前，皖东津浦路西建立了中心区县委，把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得胜集、安子集、藕塘镇、老人仓等十几个乡镇，统一由中心区县委领导。县委书记彭康，组织部长孙湘，我任宣传部长，委员有樊西曼（藕塘镇区委书记）、杨寒（安子集区委书记）、杨彬（老人仓区委书记）等。

　　中心区县委在听到少奇报告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抓建立政权，先在安子集试点。区委在党员中动员部署，通过党员向基本群众秘密传达，党员和基本群众无不欢欣鼓舞，拥护夺权。在做好充分准备工作以后，一天晚上，派人叫乡长到乡公所，说有紧急公事，乡长到了乡公所以后，即向他宣布我党的政策，要他交出乡政府的印章。这位乡长乖乖地交出印章，恭恭敬敬地让位于新乡长。有了安子集的经验，很快推广到中心区各个乡镇。由于我驻军的威慑，广大群众的支持，夺取政权的工作进展很顺利，只有个别乡长拒不交印，说什么要请示县政府。夺取乡政权以后，立即着手改组保甲。我记得郑位三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多次要县委向他汇报。开始时，几乎每天晚上郑位三都要孙湘和我到他那里汇报，指示我们对旧政府人员要区别对待，表现好的可以留用，或作副职，或作一般工作，说他们有经验，表现坏的赶下去。